论诗诗作为一种古典文论，虽然采取极为感性化的诗歌体裁，但其中有许多作品如杜甫《戏为六绝句》和元好问《论诗三十首》等，主要品评各家各法的高低得失，论点较为清晰，判断较为明确，但在意蕴的展现上则着力不多。而《二十四诗品》典型地代表了论诗诗的另一种样式，其重点不在于品论作家、划分优劣，而只是单纯地举出二十四种不同韵味的意境，“通过一种意象或者意境的描述来暗示其所要论述的风格……也不去追溯其风格的渊源”（李建中、熊均《品与不论》）。而且，这二十四首论诗诗并非各自孤立，它们除了构建自身，也构建彼此，具有互为诠释与补充的互文特征。本文试以《自然》一品为例对之进行说明。

　　历历在目 幽微深邃

　　《二十四诗品》中二十四首诗的结构基本相同，我们首先以《自然》为例来看其如何给出范式。“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如逢花开，如瞻岁新。真与不夺，强得易贫。”这八句描述出“自然”的创作方法和情状，其中前两句表现创作过程中的物我之关系，后四句描述以“自然”之法创作时的感受和益处。“其诗意与辞藻，都不是刻意去追求，而是顺其自然，随手拈来，毫不费力，犹如弯腰捡拾眼前的东西一般。”（郁沅《释〈绮丽〉与〈自然〉》）接着用“幽人空山，过雨采苹”之景语展示“自然”的情境，通过这一情境展现“自然”之作所带来的微妙审美体验。最后以“薄言情悟，悠悠天钧”升华到玄学层面，领悟万物迁变消长、往复均衡乃“自然”天道。

　　由这一范式对“自然”的构建可见，其诗不是对已有文学现象的分析归纳，而是对其中对应的典范、情态、思虑、领悟等进行描述，因而不仅显示出跨越本体论、创作论、风格论和接受论等的宽泛性和含混性，且具有作者个人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也因此获得了非同寻常的灵活性。“其语言的弹性和张力令人吃惊，其意蕴的丰富和开放令人回味。读者谓《二十四诗品》是品诗之美亦可，是论诗之法亦可，是品评人物亦可，是谈玄论道亦可，正所谓取譬连类，意蕴无穷，总之其内容可以通达诗里诗外，形上形下……”（丁利荣《取象与造境》）这种开放性和灵活性也成全了其“品而不论”的特色。若论“比物取象”则古代文论中的典范不胜枚举，但能通篇做到“目击道存”却不多。《二十四诗品》便是以历历在目之辞叙述幽微深邃的诗理。其每一种范式都容易使人联想到对应的诗句、对应的情境，这一方面是由于描述性语言的形象性和生动性，另一方面是由于诗歌语言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二十四种范式都通过这种感性而富有音乐美的诗性语言营构，不仅给读者带来对微妙意蕴的直观感受，且为其留下深刻的审美印象。

　　相互融溶 和而不同

　　在《二十四诗品》中，二十四种范式相互之间不是孤立的，各“品”间不仅藕断丝连，而且相互融溶、相互解释、相互构成，形成“参互成文，含而见文”的互文关系，因而呈现出散而不乱又和而不同的状态。就“自然”的旨趣而言，其也暗含在其他“品”提供的范式中，但又并未喧宾夺主。

　　就“自然”来讲，首先各品写景皆基本符合“自然”之法。《雄浑》之“荒荒油云，寥寥长风”，《纤秾》之“碧桃满树，风日水滨”，《飘逸》之“缑山之鹤，华顶之云”，等等。所描绘景色，皆目见体感而成文，信手拈来，用笔直率，正符合《自然》所描述“俯拾即是，不取诸邻。俱道适往，着手成春”的创作方法和效果。除写景之外，各“品”所描述的文学现象、感受和创作情状皆与“自然”的旨趣相融溶。《精神》结尾“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直接用“自然”二字入句，将盎然生气之“精神”归结于自然造化。《疏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羁”“筑室松下，脱帽看诗”“若其天放”等，皆直指率真之性情，而“自然”“真与”的情况中，必然要有真率“疏野”之性情的主体。故《疏野》与《自然》描述的本非截然孤立的两种情状，甚至可以说是同一种情状，只是前者侧重于表现这个情状中主体性情质朴直率之真，而后者侧重于物我相合而领会自然天道之真。前者为性情之境界，后者为创作与玄悟之境界。《疏野》补充了《自然》对主体某些方面的描述，《自然》借《疏野》的主体性情进一步发展，深化主客体和谐之“道”。

　　实际上不独“自然”与其他诸品之间具有如盐在水的融溶关系，如“飘逸”中可见“旷达”，亦见“流动”。“在看似松散的结构之下，‘诗品’构成了一个回环的花形结构方式，每品独立俱足，诸品之间似断实连，相续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取象与造境》）诸品相互诠释和补充的“互文”方法，使一个具有古典诗性的有机结构得以形成。

　　互文互生 融于一品

　　上文简要说明了《自然》的范式如何建构“自然”之“品”，以及各品之间如何通过互文相互联结并形成整体。《二十四诗品》通过这两点不仅建构了二十四个水乳交融的“品”，亦通过这二十四首诗生成了某种统括性的诗学感悟。“《二十四诗品》极力推崇道家庄子清真自然、冲淡平淡的审美主张”，“吸收继承了主张精诚、提倡自然、追求自由与崇尚情性的庄子哲学思想。”（闫月珍、李鑫《〈二十四诗品〉与庄子哲学》）对庄子思想的继承，具体表现便是各品中蕴含的冲淡自然、天人相合的“真”与“道”的旨趣，《二十四诗品》从整体上可以总括为这一“品”。只是这一“品”是微妙含混，难以言明的，故作出二十四品，互诠互文，融于一体。因此各品除了彼此互文，也总领于该统一旨趣下，并且某种程度上受其指导和解释。

　　我们可以由此来看《自然》在整体中的作用。首先该诗描述了创作与领悟的情状，建构起“自然”的范式，体现了质朴自然的主张。其次由物我合一进一步感应天道流转，含有顺应其变化、将个体情志融入“道”中的倾向。最后通过与他“品”之间互文，将上述主张和倾向潜在地赋予他品，使“自然”之旨趣融溶于整部作品之中，而其自身也接受他品的补充。一方面《自然》从一个角度描述了合于“真”与“道”的领悟与创作，以此来参与建构“真”与“道”；另一方面二十四品整体所展现的“真”与“道”之总旨又协助了《自然》范式自身的建构。由此论各品，每一品都与整体的旨趣互文互生。这使《二十四诗品》作为纯用诗歌手法的论诗诗具有了与理性论著相匹敌的统一性。

　　《二十四诗品》各品行文方式大同小异，而最能体现《二十四诗品》主张的便是《二十四诗品》自身。作为一种“没有判断”也“没有论证”、以诗歌为体裁的高度感性化的古典文论，《二十四诗品》由于其感性、互文和直接给出范式等特点，成功地将跨越多个现代文论领域，又可作为单一感悟的意蕴旨趣，完整清晰且富于美感地传达给读者，因此具有重要的典型意义和深刻的启发性，彰显了传统文论的独特价值。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