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文化立场中建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是推动和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学术话语的内在要求。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如何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当下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话语体系？近期出版的八卷本《林继中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给学界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的探索道路。
作为“杜诗学”大师萧涤非的高足，林继中既继承了杜诗研究的学术传统，又在文学史与文艺理论等研究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此次出版的八卷本文集，共收入著作12种，计378万字，涵盖杜诗、唐诗、文学史、古代文论、文化诗学等多个领域，清晰体现了一条由“文献”到“文学史”再到“文艺理论”的演进线索。从文献考据整理到文学史方法论突破、从西学新潮参照到传统诗学文论激活、从微观文本研究到宏观理论建构，文集不仅展现了林继中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敏锐的学术视角，还始终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诗意土壤中，进而呈现出民族文化与诗学的中国特色。
辨章学术 考镜源流
林继中学术研究起步于王维和杜甫诗歌，尤其是由萧涤非指导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充分彰显了林继中“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理想。因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以致注家蜂起，宋代更有“千家注杜”之说，这其中尤以赵次公为代表。遗憾的是，赵注本早已散佚。林继中的学术研究工作，正是要在数十种杜诗中搜辑证伪，并与赵注残存本精心校订、合为全璧，最终还原学术史之真貌。这种基于版本考证基础上的文献学研究，绝非一般的文字校勘，而是对古代文学与文献史料烂熟基础上的学术辨识，对义理、考据、辞章等“旧学”功底要求甚高。对此，林继中不仅善于从微观文献史料考据入手，精研文献、穷本溯源、发现问题，又能从宏观思想中整体把握对象，并在义理探求中驳正疏误、解决问题。这种基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基础上微观文献与宏观思想的结合、旧学与新识的学术贯通，最终使得这部著作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出版后赢得学界普遍赞誉。
文学史方法论突破
林继中以杜诗研究蜚声海内外，然其文学史研究同样因方法论创新和突破独具学术特色，收入文集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和《文学史新视野》便是代表。众所周知，过去的文学史写作，在体例、内容、观点上都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尽管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教材在方法论上有一定突破，但“时代背景+作家+作品”的“框架模式”仍难以超越。与主流文学史写作不同，林继中的文学史书写最大的特色就在于方法论上对“固定模式”的超越和突破。如书中以“中唐”为界划分魏晋至北宋文学发展，又将作家作品及文人心态置于士族文化与庶族文化消长纠缠、雅文化与俗文化的交替流变之中，再如“诗性思维”与语言情志、文学史的“山谷模式”等，均有着异常自觉且清醒的方法论意识。这种“文化”建构“文学史”的笔墨风格，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文学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在法国哲学家梅洛-庞蒂看来就是一种社会文化。因此，从文化视野烛照文学史，就好比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将作家、作品、读者与世界重新放置在一个动态流动的“文学场域”中。正是这种动态的流动性结构，使得文学史中的人物、作品、事件、流派及其风格并非孤立单一而变得立体多元，其文本符号的审美意蕴与哲学意味也无限敞开。可以说，这种以文化触摸并“重写文学史”的方法论意识和突破，在80年代中后期是敏锐而超前的。
文化与诗学的“双向建构”
除学术研究中强烈且自觉的方法论意识外，林继中还有着对当下文学与文论研究的现实关怀，而“文化诗学”范式便是这种情怀在中国古代文论领域的延伸实践。受师承影响，林继中极为推崇钱锺书和闻一多，而无论是钱锺书《管锥编》《谈艺录》，还是闻一多《匡斋尺牍》等，均主张“中西结合”与跨学科打通融合。因此，他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特色恰恰在于“镜鉴西方”并以此“激活传统”，其倡导的“文化诗学”实践方法也正是要在“内外”“中西”“古今”这一“双向建构”中融贯中西、会通古今，最终激发传统文化与诗学的通变。在《激活传统：寻求中国古代文论的生长点》及《文本内外：文化诗学实验报告》等书中，他秉持立足本土、吸收外来的学术态度，广泛汲取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符号学哲学家苏珊·朗格、结构主义哲学家皮亚杰等西方学者的新方法、新思潮，并以此作为理论参照，从艺术形式、情感结构、直觉生命、表现形式等去探讨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焦虑”及诗人诗作隐藏在语言符号结构背后的生命情志和人格心态。尽管他的研究对象是古典诗学文论，但因方法论的中西互文与比较，使其对古典诗学与文论，尤其是“杜诗”的文本学、语言学、文体学、文化学乃至道德伦理学解读，均在广阔的文化诗学视野烛照中别开生面、独具匠心。
林继中的学术研究对当下文论话语体系建设同样有着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当代中国文论话语深受西方后现代主义解构思潮的渗透影响。近年来，在泛政治哲学的转向中，仍有与西方话语亦步亦趋之嫌，不仅在学术话语依附中浮游，还在削足适履中愈来愈远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土壤。以林继中为代表的长期躬耕于古典诗学文论的老一代学者，其文论研究最大的不同与特色则在于——它是一种“有根”的文论、“有根”的诗学，因为它深深扎根在“杜诗学”基础上，扎根在中华民族传统文献、文学及其作家作品的广袤深厚土壤之中。正因其“有根”，才使其学术话语在当下语境中彰显出弥足珍贵的中国特色。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