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他强调，在未来新的征程中，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早在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深刻阐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强调文艺创作的人民取向、文艺发展的人民坐标。从文学事业发展的角度而言，我们的文学创作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必须把人民大众作为表现的主体，要有鲜明的人民意识。从这种意义上看，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充满活力，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有很强的人民情怀和人民意识。因此，弘扬现实主义优良传统是文学事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途径。

　　马克思主义文论话语的引领

　　“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文学术语，它可以指文学观念、创作方法、写作精神、批评标准、审美原则或艺术价值观等，但它首先是一种文学思潮，前述诸种称谓都是由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延伸或派生出来的。作为文学思潮的现实主义产生并流行于19世纪的欧洲，后来在世界文坛广泛传播，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所处的年代，高度关注并阐释现实主义文学之精髓，对现实主义的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百余年来，诸多外来的文学思潮流派中，现实主义在我国文学与文化领域传播得最为深入而广泛，其中的原因，除了与中国特有的文化期待视野和社会历史情势有重要关联之外，更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理论话语的引领有直接关系。

　　马克思恩格斯在青年时期就倾向于现实主义文学。综观他们关于文学艺术的论述，涉猎最多和最集中的是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他们对文学的现实主义和写实倾向的作家作品情有独钟。马克思非常推崇巴尔扎克，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写一篇关于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评论文章，其原因就在于巴尔扎克以其非凡的艺术才华， “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则在1883年致劳·拉法格的信中提到，他在病中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从这位卓越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他认为巴尔扎克的作品所反映的1815年到1848年的法国历史，比沃拉贝耳、卡普菲格、路易·勃朗所有的作品中所包含的丰富得多，在他的富有诗意的裁判中还有了不起的革命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在《致斐迪南·拉萨尔》《致玛格丽特·哈克奈斯》《致明娜·考茨基》等书信中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给予高度的评价。比如，恩格斯在提到欧仁·苏和狄更斯等作家时，认为他们的创作展示了社会历史风貌，赞誉他们“确实是时代的标志”。

　　马克思恩格斯之所以对现实主义情有独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19世纪中期，他们和现实主义作家一样都特别关注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日益加剧的环境中人的解放和人民大众的命运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存状况，特别是工人阶级的地位和处境，是马克思恩格斯与现实主义作家共同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他们的社会批判以及革命精神的共同生长点。对现实问题的高度关注，使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将目光集中在人的社会性、阶级（阶层）性上，有意识地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下层民众，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其作品格外赏识和关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的文学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关系的描写，表现工人阶级的本质、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他在评论卡尔·倍克的诗歌《穷人之歌》时明确指出，先进的文艺就应当“歌颂倔强的、叱咤风云的和革命的无产者”。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强调了新文艺要表现以实现人的解放为目标的“新人形象”——工人阶级。马克思对特别注重描写“小人物”命运的俄国现实主义作家给予高度评价，他在《资本论》中称赞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的伟大学者和批评家”。马克思恩格斯对狄更斯与萨克雷等作家的赞赏，也与这些作家对底层民众的真实描写有关。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对现实主义文学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中显著的人民情怀、人民意识。

　　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新形态

　　“五四”前后，欧美各种文学思潮纷纷被引介到我国，催发了本土文坛各种倾向和形态的文学思潮与文论话语的共时性呈现。但随着社会与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本土文坛和学界对外来思潮流派的主体性选择，经过短时间论争和聚焦，现实主义很快成为主流，现实主义文学和文论话语成为文坛主导。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主义的内涵不断变化，影响力也不断增强。

　　在五四时期，“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和“为人生”的文学，是本土现实主义文学的核心话语。以鲁迅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家对国民性的批判，其宗旨乃唤醒民众、改造并强健其精神肌体，这是他们文学创作之人民意识的一种独特表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也得以广泛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萧楚女、恽代英和茅盾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倡导革命文学的过程中，初步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现实主义理论。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艺界倡导文艺大众化，使本土现实主义以一种新的形态在文坛和理论界传播与发展。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使人民意识与我国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话语达成了密不可分之血肉关系。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文艺为广大人民大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基本宗旨，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实主义文学在中国的接受与传播，并使我国现实主义创作和理论步入新阶段。毛泽东强调的文学方向和宗旨，承续了我国五四时期现实主义“为人生”之文学精髓，也契合了当时社会情势对文学为民众、为民族解忧的期待。“为人生”的核心是启迪民智、披露社会黑暗以及国民之精神病疴，救民众、民族与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救亡和启蒙都是民族与民众安危之所系，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的价值追求，也是新形势下的一种“为人生”精神之体现，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和文学人道情怀的一种体现，更是人民意识的一种凸显。毛泽东强调作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写实”与“求真”之精神。《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针对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强调“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也是人民意识的另一种表达。应该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理论是新的时代背景下现实主义文论话语的新形态，其中一个重大内容是解决了文艺的服务对象与发展方向问题。直到今天，这个大方向一直没有动摇，因此可以说，“人民意识”与本土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和理论话语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的。

　　今天，我们讨论和强调弘扬现实主义精神，必然强调文学的人民性价值取向。人民意识是中国特色文学创作和理论话语不可或缺的核心价值要素，而彰显文学中的人民意识，也即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实际行动。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