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词韵学是清代词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探究词体的用韵法则为主要内容。清人论词以唐五代两宋旧词为宗，论及词体用韵法则亦以归纳旧词用韵为据，但清代各家词韵成果并不是对旧词用韵的再现，而是以清代词体学的系统架构为旨归，以当时韵学为津筏，其目的是规范韵法，具有人为建构性。清代词韵学的建构性特征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清代词韵学的制韵宗旨在于融入词体学的系统架构，与词体学系统内的词律、词乐等其他形制要素之学互为构成关系。清代词韵学与清代词体学的这种互构共生关系，既是词韵与词体关系的一种折射，又体现了其时代的学术特质。
清代词体学上承明代词体研究，并迎来了空前的发展。一方面，清人细化了明代格律本位之下的词谱编纂和词韵编订，填补了前代在词乐研究方面的空白；另一方面，作为清代词体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词韵学、词律（谱）学和词乐学之间积极互动，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使清代词体学发展为一个内部要素彼此关联的有机系统，一改前代词体研究的零散局面。因此，清代词韵学在为词体学提供韵法体制层面的韵部、韵理支撑的同时，对词体韵法的考察也往往以词律、词乐为重要参考。比如，清初沈谦“博考旧词”，编成《词韵》，向词坛昭示了舒入分押、平声独押、上去通押、间有三声通押等词体韵法特征，为《词律》《钦定词谱》等词谱的编研，尤其是为具体词调中韵叶关系的判定和解释提供了依据。而《钦定词谱》从音律出发，提出以韵释声、以韵为拍和间遵古韵等观点，对其后《词韵考略》《学宋斋词韵》《榕园词韵》等词韵专书的分部和音理的解读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系联旧词韵脚、归纳相叶关系，是制定词韵的基本依据。但在词体学系统不断发展的学术背景下，清代的词体韵法考察者不仅仅满足于归纳韵脚，还积极寻求与词体学相称的韵法阐释和韵理建构，此诉求决定了清代词韵学不可能再现旧词用韵。这是清代词韵学建构性特征的主要表现。
第二，清代词韵学的制韵原则是兼顾词韵的合古性和对填词的指导性。清词号称中兴，除词学昌盛外，还表现为填词实践流行。一方面，填词需要一部具有指导功能的选韵指南，但唐宋以来并无词韵指南传世，清人多以诗韵或曲韵代替，导致辨体不明、词体不尊；另一方面，随着词学（尤其是词体学）研究的深入，清人在词体观上达成了合古尊体的共识，确立了以两宋旧词为编韵依据的韵法主张。在这一背景下，清人理想的词韵指南要既能合乎古，又可指导填词。但在实际编韵中，合古诉求和指导功能之间存在天然的矛盾，清人不得不对所编词韵“裁成独断”，方可兼顾二者。人为裁定词韵系统，是清代词韵学建构性特征在制韵原则层面的体现。
在词乐尚存的宋代，词韵的功能完全系乎音律乐理，填词可按乐选韵，或用通语，或采方音，无须统一于某词韵指南。但在词乐消亡的语境下，清人既不能按乐填词，又无法根据旧词判定词韵的合乐原理，只能机械地从格律角度出发，通过系联旧词韵脚的韵叶关系，以求管窥词体的用韵法则。在格律视角下，清人虽能得出一个大致的韵部框架，但不能解释旧词中的部间偶叶和“例外”用韵现象。这些本合乎音律乐理的用韵，成了清人制定完整韵部系统的最大障碍。对于其间的矛盾，清人普遍选择对韵部做规范处理，以便于指导填词。比如，清初沈谦“详据古词”分词韵为十九部，其中支纸、鱼语、佳蟹大体分立为三部，但范仲淹、蒋捷等人词作中，三部相叶，沈谦便设“互通”之例，以期合古有据。毛先舒认为互通法不利于填词时选韵，故其概括沈谦《词韵》时，径直舍弃互通之例。后出的《词林正韵》《碎金词韵》等词韵专书，虽于舒入分立的韵部之外安排“入作三声之例”，兼顾旧词中的舒入相押现象，但仍以不影响韵部的系统性为前提。只有保证了韵部的系统性，才能有效发挥其指导填词的功能。
第三，清代词韵学的制韵视角经历了由表及里、由单一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无论制韵宗旨还是制韵原则，都涉及制韵的出发点问题，即从什么角度审视词韵的词体功能。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所制词韵的性质。大体而言，清人的制韵视角经历了“格律—音律—格律、音律兼顾”的演变过程。制韵视角的演变，是清代词韵学建构性特征的又一体现。
在词乐缺失的语境下，明末以后词体格律谱的编纂大盛。与之相应，清初词韵编订多以格律为视角，通过系联旧词韵脚归纳韵部，沈谦《词韵》、吴绮《词韵简》、仲恒《词韵》是其代表。然而，格律与词乐终究隔了一层，格律词韵不仅不能解决例外用韵的问题，也无法从根本上解释词韵的音律功能。随着清人对词体音律的反思和词乐文献整理研究的深入，清前中期的制韵开始关注词韵“何以如此”的命题，探及词韵的内在乐理。比如，受《钦定词谱》“以韵释拍”等观点的启发，许昂霄《词韵考略》借时音和毛奇龄古韵通转之说，试图为宋词中[-m][-n][-?耷]尾韵混押现象的音律特性寻找韵理依据。其后的《学宋斋词韵》和《榕园词韵》在不同程度上受此风气影响。不过，清人直接融韵于乐的尝试收效甚微，其乐理探求存在难以克服的瓶颈，且音律视角下所得的词韵系统，或过宽不符合清初以来的尊体观念（如《学宋斋词韵》），或过严不便于实际填词操作（如《榕园词韵》）。
嘉庆道光年间，关注词体形式的吴中词派主张韵严，强调词之内容的常州词派对严韵不以为然，但填词合韵尊体已是词坛共识。此时的词韵编订回归格律视角，既保证了韵之谨严，又确保了词韵指南的可操作性。韵部上沿用十九部，同时在词调、词律、词乐考证中力争“韵律相协”，以表现词体音律的实际状况，《词林正韵》《碎金词韵》即属此类。这样的制韵视角引领了晚清的词韵观，符合晚清词体韵、律、乐兼容的观念，遂盛行于清末民初词坛。
清代词韵学在制韵宗旨、原则和视角方面，表现出较强的体系观照、人为裁断和时代特征。清人制韵以合古尊体为根本原则，以融入清代词体学系统、服务时人填词选韵为目标。在研究清代词韵学时，有学者将其纳入音韵学范畴，通过对比清代各家词韵系统与两宋旧词用韵的实际情况，评判清人确立的词韵分部的优劣。但将清代词韵学等同于归纳旧词用韵，无异于把清代词韵学从清代词体学中剥离了出来，实质上忽略了清代词韵学的建构性特征。审视清代词韵学，需从清人的视角出发，正视其以融入清代词体学系统为目标的建构性，考察其词韵系统构建的策略和具体方法，以更合理地把握清代词韵学的特征和发展理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清代词韵学与清代词学关系研究”（20CZW02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内江师范学院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