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呈现时代经验，是近年来文学创作及文学批评时谈时新的问题，书写的难度不仅在于现实经验的芜杂，更在于创作主体是否有能力对当下的经验进行整体观照，并为之创造契合的语言与形式。在此意义上，乔叶的创作历程显示出可贵的尝试，从《最慢的是活着》（《小说月报》2008年第7期）、《盖楼记》（《人民文学》2011年第6期）到《宝水》（《十月》2022年第4—5期），作家不断寻求真实与虚构的平衡，锻造出时代经验的文学性锚链，逐步建立起个人的书写风格。

　　《宝水》是一部有效传递当下经验的小说，变革中的乡土中国承载着《宝水》对新经验的体认。“乡土”作为共同体范畴的重要观念，在不同历史语境和话语机制之中往往涵括着时代的认知结构。小说对宝水村的形塑沿着传统的脉络体现出新的质感，集中体现为“去符号化”的美学特征。小说开篇不久，就勾画出宝水村的地形轮廓，但并未致力于描摹封闭的地域实线。虽然宝水村被赋予了治疗现代性心理症候的功能，但它并非悬置历史的怀旧桃源，村中时时飘荡的乡言土语，似乎也未曾用于对地方性浓墨重彩的渲染。

　　与其说“宝水”是凝固的文化符号，不如说它自始至终在不断生成为一种开放的文化形态。宝水村整体的经验特征是干脆利落的“行动”，换言之，“宝水”的精神内核是正在进行中的“时代”。小说所要做的，是带领读者去体验、探究和认知行动的过程，以实践的言说方式击碎形而上的符号性，从而使书写获得一种生动的现实感。

　　这种“体验、探究和认知”往往依托于人物的塑造，无论是那些泼辣狡黠又隐忍善良的女性们、侠义热肠的乡建专家，还是返乡的地青萍，小说中的人物在不同程度地探寻生活的可能性。如果说《最慢的是活着》在城市与乡村的文化慢摇中，让女孩对奶奶恪守乡土伦理的不解和隔阂，遗忘于时间的流逝，化约为共同的日常生活，那么十余年后，《宝水》中的地青萍则很难再依靠独自想象获得精神慰藉，她选择敞开自我，不断直面创伤记忆，去寻求别样的人们。

　　地青萍的行动无疑是小说的主线，通过她的眼睛和耳朵，我们得以了解宝水的历史，结识宝水的人们，体会这里的人情百态。不过地青萍又与以往的返乡者不同，她不仅是宝水故事原画复现的那个隐藏的摄影机，化为第一人称的“我”还是这份行动的参与者，也正是在行动中，地青萍方能以宝水为媒介，抵达自我的困境。而心理困境的疗愈，一方面来源于“我”的共情，原本无法理解的“维人之苦”，在与朋友们的交往和对“宝水人还是仁义”的体认中，实现了具象化的了解之同情。另一方面则在情感共振中，实现了乡土中国的精神反思。小说的尾声处，“我”在九奶的丧礼上触摸了暖土，“我的手上沾满了土。土在手上慢慢干燥着，成了灰尘。忽然有些诧异，这隆冬时节，土竟然有着隐隐的暖意……众人便撒起来，噗，噗，噗，土和土亲吻的声音累积起来，敦厚而轻柔。我也抓起一小把湿润的泥土，撒向那个小小的棺木。在手触到土上的那一刻，我便明白方才不是错觉。这土，确实是暖的”。

　　同时，小说对当下经验的文学呈现也通过两种叙事声音的交叠得以实现，一种声音来自于地青萍的私人记忆和心灵体验，体现为绵延不止的意识流动，碎片化的象征片段，或是写实间隙的写意时刻；另一种声音则存在于宝水村人们“扯云话”的回声中，它属于公共经验，语调朴素而自由。

　　整体而言，乔叶小说书写当下经验的个人风格，形成于作家身体力行的实践与一以贯之的情感体验。一方面，对经验的整体性提炼，离不开具有广度的细密观察。乔叶自己曾这样描述：“我到各地去采风时也特别注意去看乡村，我称之为‘跑村’……这跑主要针对那些距离遥远的地方，江西、甘肃、贵州等地的村庄都跑过，江南的包括浙江的萧山温州等地很富庶的村庄也跑过，河南的如豫东、豫西这些村庄也都跑过，领略到了因地制宜的多样气息。‘泡村’则是比较专注地跟踪两三个村近年的变化，如豫南信阳的郝堂村、老家豫北太行山里的大南坡村和一斗水村等。‘跑村’是横，‘泡村’是纵。在‘跑村’和‘泡村’的纵横交织中，常常会感觉到既熟悉又陌生，因为扑面而来的气息就是新中有旧，旧中有新。”

　　另一方面，则在于作家对文学语言和形式的自觉。她说：“写有新特质的乡村，而牧歌式的，悲歌式的，审判式的，或者是隔着遥远的时间距离而把相对静止状态的乡村记忆放在过去时中去感叹的写作，虽然比较好把握，却也实在提不起我的兴致……土语方言，知识分子语言，因有四面八方的游客，他们的语言层次也要有所区分，向内和向外要有不同语感。”

　　如此一来，摹仿与抒情便糅合在小说文本之中，创造出一种乡土经验书写的风格。这样的乡土叙事必将会与大地上的人们一起歌唱，在辽阔的声音中进入共同的旋律。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