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之“游走”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清初（顺治元年至康熙中期），一大批“不安于居”、游走四方的文人，以游为隐、借游谋食、因游求道，也进行祭奠山水等活动，通过“游走”构筑出独特的文学世界。诚如魏禧所说：“游道广而声诗盛，近古以来未有过于今日。”（《江湖一客诗叙》）“游走”不仅让文人得江山之助，创作了大量山水诗、投谒诗、送别诗、唱和诗，他们代幕主撰写的文章、奏疏、信札等，有助于清代骈文的复兴，还使文人打破了南北地域限制，重塑了文学的地域性。其中包含的心境、动机、境遇与前代迥异，促成了诸多文坛新质的生成。
开启文坛新风尚
清初，文人“游走”的动机更为多样，呈现出复杂的人生选择面向。他们或登山赴水、与自然为友，或流寓他乡、以游谋食，或以游为隐、游学求道，甚而苦游、穷游，以“浪迹”行为自虐自苦，形成了诸种名目的“游走”。清初士人普遍比较贫困，其“游走”也多了一份红尘苦味，用世之志与谋身之需都是文人要考虑的问题。此外，文人“游走”使自明中叶兴盛的游幕在清初进一步朝着职业化方向发展，扩大了士人的生存空间和治生路径，也推动了不同地域间文人的流动与切磋。
此外，流寓现象在清初更加普遍，诸多结社、文会，常有流寓者蹑足其间。彼时江浙地区文化繁盛，诸如淮安诗坛的崛起、扬州社集唱和的繁兴、诗词文集编选的盛起等，多得益于流寓文人的引领和参与，朱彝尊就曾断言“浙词之盛，亦由侨居者为之助”（《鱼计庄词序》）。康熙十八年（1679）的博学鸿词科则促成众多诗词文曲大家汇聚京师，其中不少文人曾游走四方，有的人则因入选为官而流寓北方，对南北文化的交融作出了贡献。
文人“游走”带来了南北文化的充分交流。清初，诸多重要的文坛活动与风尚新变借由游走南北的文人通力完成。顾有孝编选的诗集《百名家英华》使诗坛兴起宗唐风气，吴之振等编选的《宋诗钞》引领了宗宋趣尚，《浙西六家词》的编选旨在提倡南宋词风。这些都是南北文人共同参与的结果，通过游走文人的传播，在江南与京师等地产生持续性影响，力扫诗坛、词坛积习，诗风一变而为宗唐或宗宋，词风转而为醇正高雅，以达到立论、存史、标榜声气、倡立文教等目的。
这一时期，诗文主题征集活动非常兴盛，相关作品集的编选也在征集活动中完成，这些均与文人的南北游走密切相关。他们利用诗文主题征集结识四方名流以获声名。例如，布衣文士袁骏持续数十年游走苏州、南京、杭州、扬州等地，借助以表彰母亲节烈的《霜哺篇》为主题的诗文征集活动，成为跻身当时名流的“名士牙行”，在文学交往、文集编选和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见杜桂萍《袁骏〈霜哺篇〉与清初文学生态》）。再如，孙默以“归黄山”、计东以“思子亭”等为主题的诗文征集活动，形成了大型词选集《国朝名家诗余》（孙默）和荟萃名家评点的文集《甫里集》（计东）。
与清初词坛复兴局面息息相关的词集评点活动也和文人的“游走”有紧密关系，顺治康熙时期编选的词集有评点者多达120余种，其中叶光耀的《浮玉词初集》有157人参与评点，而《倚声初集》《广陵唱和词》等词集的评点就是游走南北的文人交会于广陵而产生的重要词学成果。词作者与评点者在创作、理论与实践上的多维互动，推动了清词中兴，并对南北文坛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清初游走文人生存、交往方式的变化，影响到文体形态的新变，促进了各类文学体式的繁盛。很多嘱请与投谒类文字就是在游走中完成的。有名的文人如陈维崧、计东、魏禧、曾灿、孙枝蔚、姜宸英、王猷定、彭孙遹等，时常会因请托而作文，这类文章多为铭状墓表、传记碑志、诗文序跋等。他们应约完成的文章中有很多见解独到的佳作，成为了解人物、文化、时代的重要文本，也对清初古文新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强有力的促进作用。而普通文人入幕期间的诸多应制与代笔之作，则属于文人游走过程中的功利性文学书写，有助于我们窥知当时文人的生存状貌。此外，戏曲与小说也受游走文人的影响而得到了雅俗交融的机缘。清初的戏曲与小说，与游走文人进入社会后目光真正向下密切相关，内容上更关注普通百姓，艺术上呈现雅俗互渗的倾向，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都因作者游走南北、广泛接触社会而具有这些特征。
重塑文学地域性
文学具有地域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隋书·文学》），就是对南北朝时南北方文风的典型概括。到了明末清初，朝代鼎革造成的“南北声问阻绝不通”（计东《偶更堂诗集序》），加之长久以来存在的偏见，阻碍了南北方文人的深入交流。黄宗羲曾说“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建都》），称词曲“正法眼藏，似在吾越中”（《胡子藏院本序》），充满对乡邦文化的优越感。吴伟业不无自豪地表示“吾吴如泰山出云，不崇朝而雨天下，命世名贤，接踵林立”（《申少观六十序》）。晚清学者皮锡瑞说：“论兵力之强，北常胜南；论学力之盛，南乃胜北。”（《经学历史》）这样的地缘意识在文人的观念塑造、人格构成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导向作用，形成了不同地域文人各自的文学族群与地域认同感。而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大规模“游走”创造了彼此交流切磋的机会，各地文学本有的地域性特征逐渐发生变化，因文人交流频繁、文风交汇融合形成了新的特质。
伴随着清初文人的“游走”，南北方的地域偏见逐渐被打破，文人也主动寻求与塑造不受地域限制的文化性格。在地域、经济、文化上具有较强优越感的南方文人逐渐摆脱固有偏见，进行人文反思，重塑地域意识。吴伟业通过交往接触西北文士，产生了“山右风完气密，人材之挺生者坚良廉悍，譬之北山之异材，冀野之上驷……抑何其壮也”（《程昆仑文集序》）的印象。游走南北、广泛接触北方文人的陈维崧则反思吴中文风的不足之处：“吴中诸里儿第能歌《西曲》《寻阳》诸乐府耳。乌衣青溪之地，被轻纨而讴《房中曲》，其声靡靡不足听也。”（《溉堂前集序》）同时，南北方文人也在游走中展开深入交流，在文风上彼此交融。河南籍文人宋荦开府江南，组织编选的《江左十五子诗选》《吴风》担负着朝廷“振兴风雅”的重任，悄然引领和改变着吴地的人文风尚。陕西籍文人孙枝蔚久客扬州，选时人诗《诗志》、与秀水姚佺辑《四杰诗选》，对扬州诗坛产生了很大影响。本多艳丽辞章的江南文人吴兆骞，流戍北方后文风转为偏尚激楚之音，使当地的流人文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清初文人的“游走”使“学人有南北，学术无南北”在这一时期成为现实：“文章之本，期于载道而已。道无不同，则文亦何殊之有……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途哉！”（朱彝尊《报李天生书》）文人在游走过程中自觉打破固有的地域观念，促进了南北文风的融合。在这种情况下，游走于北方的南方文人表现出对燕赵慷慨悲歌、“秦风”“北方气象”“北学”的倾慕与认同；流寓南方的北方文人也不吝对吴越风雅、江左人文的歌颂与欣赏。例如，多年游食南北使计东对北方的文人文风甚为认可，推崇北方理学家孙奇逢、汤斌等人，称“今昭代诗人林立，而秦中为盛”（《西松馆诗集序》），“著作之家特盛于中原”（《严太夫人寿诗序》），其诗集《竹林集》即他客游汝州、洛阳、嵩山时所作。顺天籍文人刘献廷寓居吴地多年，“饮食起居与吴习，亦自忘其为北产矣”（《广阳杂记》），他的《广阳诗集》中多有对吴地山水人文的颂美。如此一来，借助南北方文人的交流和对话，他们的文化性格和审美趣味得以重塑，文学的地域性特征也得到重新建构。
清初文人的“游走”扩大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有利于其自我心性和文化性格的塑造，同时也建构出具有鲜明特色的文学世界。以游走文人的文学活动为纽带，综合地域空间、学术思想、创作活动、作品文本等多方面因素，在此基础上审视各种文学要素的互动关系，呈现文坛的发展状况，是考察清初文学生态和文人文化性格的重要路径，也是深化相关研究的新颖学术视角。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初文人‘游走’与文学世界建构研究”（22BZW109）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黑龙江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