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有239部，不乏名家之作如王小鹰的《纪念碑》、王跃文的《家山》、邓一光的《人，或所有的士兵》、艾伟的《镜中》、冯骥才的《艺术家们》、刘庆邦的《女工绘》、麦家的《人生海海》、阿来的《云中记》、林白的《北流》等。乔叶2022年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宝水》，2023年8月11日被公布为获得第11届茅盾文学奖的5部作品之一。这是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至高荣誉。乔叶也是本届茅奖获奖者中唯一的一位“70后”作家。《宝水》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相较于乔叶本人此前的创作，这部近37万字的皇皇大著最终脱颖而出，展示出了当代文学自身发展的某些内在理路。
个人化情感和时代新主题的高度契合
《宝水》篇幅长但内容并不庞杂。小说开篇，主人公“我”——提前退休的女记者地青萍，为了缓解多年的失眠症，来到好友老原的老家宝水村，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我”在宝水村一年的生活以及宝水村的现状和各色人等。在这一年里，在乡建工作者孟胡子的指导下，宝水村拉开“美丽乡村”建设的序幕，农民们在村子里卖起了土特产，办起了餐馆和民宿……
小说的开头值得玩味。乔叶的小说写作一直关注个人体验，比如主人公对奶奶的怀念就是延续多年的一个线索，还有对于女性爱情婚姻状况的考察，也一直掺杂了她的个人感触。这些依然在《宝水》中有着顽强的展示，比如小说中的人物九奶身上就延续着乔叶对奶奶始终如一的怀念。但是，《宝水》整体上是一部表现当下重要主题——“新农村建设”的作品，对于这一主题，尽管小说文本没有图解式的展现，而是以作家最为娴熟的方式——从个人情感体验层面自然地进入“新农村”题材。就这样，乔叶把最细微、执着的个人情感体验和当下中国如火如荼的时代最强音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在这次的239部参评作品中，也有一部正面展示当下农村改革的厚重之作——山东作家赵德发的《经山海》，但对于当下农村现实这个主题，《经山海》与《宝水》选择了不同的呈现方式。《经山海》的作者赵德发选择没有掺杂个人情感的客观呈现，而在《宝水》中，宝水村的每一个改变都会引起“我”对童年和故乡福田庄生活的反顾，“我”不是旁观者，到最后，这个为了治疗失眠症的外来者也成了宝水村村民眼中真正的宝水村媳妇。
《宝水》还可以和其他几部本届茅盾文学奖的参评作品做比较。林白的《北流》大量吸收了广西地方方言，为此还“创造”了一些突兀的新字、新词，时时将往事和现实纠缠在一起，有一种明显的探索精神和顽强的先锋写作特质。相比而言，《北流》的主要笔触都在描绘自己和母亲、兄长等亲人，在观察现实的同时，时时探索往事的幽微意蕴，而《宝水》则纤毫毕现地描绘着宝水村里那二十几个原本和“我”关系不大的村民。《北流》顽强地向着个人和人物的内心开掘，而《宝水》则尽量往“新农村”延展视角。此外，参评作品之中作家魏微的《烟霞里》也囊括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但主要还是聚焦于主人公个人，尤其是主人公父母等亲人的生活，而且，编年式的结构方式局限了作品整体性的阅读效果。
“新农村”人物群像的全新展示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重要的并非与同时代作家的区分，而是个人写作的渐进成长和转变。对乔叶来说，《宝水》体现出来的文风改变是明显的。乔叶出版了不少中短篇小说集，比如《一个下午的延伸》《她》《七粒扣》《结婚互助组》以及长篇作品《最慢的是活着》《拆楼记》《藏珠记》等。在此前的众多作品中，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世界，带着作家最个人化的体验来写是乔叶基本的写作姿态。
此前，乔叶最重要的作品是2013年出版的近39万字的长篇小说《认罪书》。这是一部叙事功底扎实、情绪饱满的佳作。作品通过描写一个普通女孩与一个在源城有地位的家庭的纠葛，以及主人公“我”对这个家庭早已去世的女孩梅梅悲剧命运的探寻，揭示了各色人等不尽如人意的表演，笔触深入到人性最幽微的深层，展示了特殊历史时期的人性扭曲。这是一部有心理深度的作品，同时也是一部写得太像小说的小说。在小说中，短短一年时间左右，梁家母亲、梁新和梁知兄弟、新生儿梁安以及主人公“我”均相继去世，而且似乎都是带着不可饶恕的罪孽离开的。在《宝水》的写作中，乔叶抛弃了《认罪书》这种向人性深层不断探究的写作模式，不再对人性的幽微做不屈不挠的追究，而是体现出深刻的同情和理解。例如，宝水村曹氏兄弟，小曹是有知识的新型农民，而大曹的性格中不乏自私和保守，但小说还写了他的转变，写了他对于编藤工艺的精益求精，在这么一个性格有缺陷的农民身上，同样有着可贵的一面。
虽然，放弃了对人性晦暗处的追究，但《宝水》的人物刻画并未简单化。例如，主人公香梅漂亮、随和、隐忍，不时饱受丈夫的辱骂和家暴，但小说却通过她对丈夫的报复行动，而不是向人物的内心挖掘，仅通过行为刻画就烘托出复杂人性中最深层的内容，这一点是《宝水》非常成功的艺术探索。香梅也是《宝水》塑造的一个新时代熠熠闪光的普通农村妇女形象。对宝水村女支书大英的刻画也是这样，年近60岁的大英总是以风风火火的面貌出现，大大咧咧，大方、大度，但读者却依然能感受到她内心细腻、温柔、无奈、隐忍的一面。整部小说都是这样刻画人物的，对每一个村民，“我”这个外来者无法深入他们的内心，只能通过外在的言语、行动等细节，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交往等呈现出各自的个性。随着对于他们生活的关注，慢慢地，外来者地青萍也融入了宝水村的日常，困扰她多年的失眠症自然地消失，她得到了内心真正的平静。
《宝水》还有不小篇幅留给了同县的另一个村庄福田庄，这是“我”从小长大的村庄，是父亲和奶奶去世的地方，叔叔和婶婶还住在这里，“我”每年都去那里上坟。在《宝水》的阅读中，读者不会觉得福田庄的人物和生活偏离小说主题或枝蔓过多，它和宝水是同样的河南乡村，同样在经历着时代的转型。乔叶小心翼翼地在《宝水》中刻画着福田庄，既是为了和宝水设置参照，更可能是为在漫长的长篇写作过程中保留一个心灵的故乡，保留最持久的创作动力。《宝水》与作家个人的心灵息息相关。宝水村的“新农村建设”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来自每一个村民内心最自然的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宝水》达到了一种生活和心灵的双重真实。
“新农村”里的传统和民间文化
《宝水》中还有一个会被读者自然忽略的内容：对宝水村民间文化，尤其是道教文化的记录和描绘。
《宝水》不像《北流》特别看重对于文本的创新，也没有采用《烟霞里》的年谱式结构法，《宝水》按季节变更将小说分割为四章，每章又用30个词条区分为小节。“第一章 冬——春”中有一个词条“敬仓神”，这一节正文中没有涉及敬仓神的内容，只是村支书大英提了一句：“她说正月十九是小天仓呀，晚上这一顿得喝油茶，敬仓神哩。”但作家却将整个章节以词条“敬仓神”命名，这是极易为读者所忽略的细节。大英无意中的一句话给予作家乔叶以深刻的印象。“敬仓神”的习俗，估计并非在广大地域之中流行的民俗，可能是局限于河南某些地区的地域性民间信仰。由“敬仓神”开始，小说从头至尾充满了对于民间信仰内容的关注，稍加细究就会发现，这些自始至终点缀于整部小说的民间文化内容都属于民间宗教和道教文化的范畴。这些道教文化的内容不单是细节，而且也成为小说的情节性构成。
可以说，没有关注《宝水》的民间信仰和道教文化内容，就不能说读懂了乔叶。宝水村是县里“新农村建设”的典范，一些年轻人自城市返回并加入“新农村建设”之中，来实习的两个年轻大学生还给村里的小学生做了他们认为非常必要的生理健康教育，“我”也加入了香梅、雪梅等五六个村中姐妹组成的抖音视频小组，不时发布关于宝水村的视频作品。在乡村向城市文明靠拢的同时，乔叶特别细致、如实地刻画了散落、点缀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的民间信仰内容。这些描绘如实凸显了这个河南小村落乡村文化的真实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乔叶对于宝水村的观察和认同不是浮面的、浮光掠影式的记录，而是深入到了这个村落的精神层面和更深远的历史记忆之中。在内在精神气质和外在全新发展层面，乔叶都刻画了一个无比真实的宝水村。
多年前，乔叶在与河南同乡学者、批评家吕东亮的对话中，曾提及她对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深刻体会和认同，她能写出大部头反映当下“新农村建设”的现实主义题材长篇小说《宝水》，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艺术发展进程。而《宝水》中对于各种乡村细部的描绘以及对于民间文化的记录，也显示了其丰富的内在主题和艺术品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