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日益向世界舞台中央迈进，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关注中国。美国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陈肃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中文部负责人王成志根据《国际乌尔里希期刊指南》对海外中国研究英文期刊所作的考察显示：截至2009年，《指南》收录的中国研究期刊共125种，其中有54种为2000年至2009年新增，约占同期亚洲研究净增刊总数（110种）的49%。他们根据“全球在线书目信息数据库”对海外中国研究著作出版情况所作的调查亦显示，2000—2005年间该数据库收录了2710部中国研究著作，为日本研究专著的1.46倍、韩国研究专著的7.52倍。所有这些表明，海外中国学迎来了真正的繁荣期。

　　受中国发展、全球化及学术思潮等因素的影响，新世纪以来的海外中国学出现了几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新趋向。

　　其一，中国知识的生产日趋 “世界化”。自明末耶稣会士来华始，除中国及其近邻日本、韩国、越南等外，关于中国的知识生产主要局限于法、德、英、美、俄、荷兰、瑞典等为数不多的几个欧美国家。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1世纪以来，南非、巴西、埃及、哈萨克斯坦等众多国家先后设立中国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在非西方国家呈蓬勃发展之势。文化和旅游部于2014年创办的“青年汉学家研修计划”，至2019年已吸引来自103个国家共551位在中国研究领域有一定学术研究成就和社会影响力的青年汉学家参加。不可否认，美、英、法、德、日、俄等仍是海外中国知识生产的“绝对主力”；但以中国知识生产的地域言之，中国研究不再是少数几个国家所独有，已走向真正意义的“世界化”。

　　其二，华裔学人成海外中国研究重要生力军。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戈鲲化、梅光迪等中国学人虽已开始在欧美高校担任中文教职，从事汉学研究，但人数非常有限。21世纪以来，一批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华裔学人，尤其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人，获得“汉学”博士学位后争相为欧美高校所聘。正如耶鲁大学教授孙康宜所说，“这十多年来，美国各大学东亚系的人员组成发生重大变化，华裔教授的比例越来越多”，在二三十年前，“华裔教授只是教授群中的少数之少数”。华裔教授不仅人数增多，他们亦拥有越来越多的话语权。《剑桥中国文学史》共有17位执笔人，其中8位为华裔“汉学家”。笔者曾以China为关键词对“剑桥图书在线”数据库进行检索发现，剑桥大学出版社自2015年至今共出版288部中国研究著作；通过核查著者姓名显示，其中有64部为具有中华文化背景的华裔学者所撰，另有11部由华裔学者担任著者之一。这反映了海外中国学倚重东方学者的新趋势，“中国学正逐渐回到中国”。

　　其三，海外中国研究重心更趋于当代中国。自二战以来，海外中国学的重心即开始由传统中国转向当代中国。21世纪后，传统中国研究已明显式微，当代中国成为无可争议的重心，当下中国实践更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新兴热点。2012年，习近平主席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并阐释中国梦内涵后，“中国梦”就成为海外媒体及学界热议的话题。2013年，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并付诸实施后，更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的热点。中国外文局袁鲁霞和王丹以“一带一路”“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等为关键词，在亚马逊网进行英、法、德、西、日等多语种检索发现，海外在2013—2017年这五年间出版的“一带一路”主题图书达900多种。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从未像今天这样全面而深刻，这正是当代中国实践成为海外中国研究热点的原因所在。

　　其四，“中国学”为学科研究所“瓜分”。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研究被认为是与现实无关的纯粹学问，因为它是研究者出于异质文化兴趣的智性追求。因此，长期以来它都是作为游离于现代学科之外的一个独立领域。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特别是冷战的开启，以深入了解中国尤其是当代中国为目的的“区域研究”应运而生。历史学家芮玛丽（Mary Clabaugh Wright）曾言：“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认为长期致力于一个单一的文化区域研究是合理的，尽管它是世界上最大也最为丰富多彩的地区。”伴随着全球化尤其是中国的发展，任何以人类为研究中心的思想者，其思想架构如果不能包容和解释中国的经验，其思想学说也就没有说服力。由此，中国问题与现象成为海外学界关注点，中国研究为国际学界各学科所欢迎，区域研究转向“学科研究”。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徐鸿曾就2004—2009年间美国30所大学的1336篇中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这些论文分属于111个大小学科。尽管人文与社会科学所属学科仍然占其中大多数，但此间也不乏护理、公共健康、医学、环境、工程、地质地理等相关学科。今天，从事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大多都是在其所属学科内研究中国问题。

　　自倡导“学科研究”以来，跨学科渐成海外中国学的醒目“标签”。社会科学学科的介入，则使新兴理论方法多被引入海外中国研究领域。如此，海外中国研究给人一种新潮迭出之感。其间，不时出现令人耳目一新的佳著。

　　以“众学治一学”的海外中国学，并不只是为中国本土的中国研究提供深广的“他者”视角。其之于我们最重要的价值意义，在于为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提供可能和契机。话语体系建构，事实上与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地位和影响紧密相关。中国和平崛起及对世界影响的与日俱增，使得学界对中国的关注已成全球现象。中国成为国际学术研究无法回避的话题，这正是中国话语能够被建构的前提。话语体系建构后，还需要被转换并应用于各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在某种意义上，海外中国研究即扮演这种角色，它将中国现象、中国问题、中国方法引入各学科，为学术界提供了有关中国的样本与角度，在丰富对中国认识的同时，亦将中国经验与知识导入学术研究。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海外中国学本质上是“外国学”，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及方法与学者所在国的学术脉络、政治背景、观察立场密切相关。正因为如此，他们对中国的研究存有诸多局限与不足。汪荣祖先生从个案出发，犀利指陈海外中国史研究存在“离谱的误读”“严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觉的偏差”“颠倒黑白的传记”“居心叵测的翻案”等六大问题。从根本上说，海外中国研究存在的这些问题，是因为研究者无法抛却其已有的意识、视角、立场，加之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缺乏真切感受与深入认知，难以与研究对象中国“水乳交融”。相反，他们往往容易将自己国家的经验植入中国研究，由此使中国研究变得“五光十色”。

　　就海外中国学发展而言，笔者以为其最主要问题在于“缺乏整体性意识”。众所周知，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大国，又是一个正在急速发展和变革的大国。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国家，中国研究需要有“完整中国观”的观照，否则不可避免会存在偏颇或误解甚至歪曲。然而，随着海外中国学的“学科化”研究，中国研究被分割于各学科，中国知识越来越呈现出碎片化现象，获得对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宏观理解变得遥不可及。不可否认，“学科化”研究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学界对中国过去和现在的理解。但是，过度“学科化”则越来越制约着中国研究，使其难以对中国有更为全面而准确的认识与理解。早在20世纪60年代，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即提出“汉学完整性的问题”，认为“汉学完整性虽越来越被视为一种不可能的理想”，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更大的视野才能保持思想的融合力”。近年来，澳大利亚中国通陆克文则极力倡导“新汉学”，认为需要“打破过去很多年来所形成的各个专科之间的人为的壁垒和藩篱”，以形成对中国的“更大的全局观”。不可否认，获得这种完整性具有相当难度，但它是深化中国研究、准确而全面理解中国之所需。

　　尽管海外中国研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与问题，但它已生产出巨量的中国知识却是不争的事实。据中国国家图书馆海外中国学文献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尹汉超统计，国图在2015—2019年所入藏的外文中国学文献总量分别为3215、2778、2620、2589、2134种。面对海外中国学这座仍在不断增加的宏富中国知识库，“我们所知有限”，更遑论对话与批判。笔者以为，今天的我们需要整合力量加强追踪，以了解发展新动向及其新思潮、新热点和有影响的成果。在增进了解的同时，更需以平等的姿态展开对话和批评。如果无法基于学理与专业知识对域外中国研究展开批评，我们在国际中国研究场域中将失去应有的话语权，解释中国的权柄亦拱手让出。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国研究多蕴含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与话语。以海外中国边疆史研究为例，其所采用的边地研究、族群研究乃至于全球史等理论，都是建构在以美国及西方世界为核心的历史经验之上，其理论背后传达的是美国所构建的“普世”话语。如果不对其进行学术考辨与批判，建立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则无从谈起。

　　总之，对于海外中国学，我们既不能抱“汉学心态”盲目推崇，亦不能假反思之名加以排斥，而应以平等心态与其展开对话，同时在强化本土意识与本土立场的基础上进行批评。通过对话与批评，使其服务于中国自身学术的变革与发展，进而建构出以中国经验为基础的理论和话语体系。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