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胜利闭幕。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与以往的“五年规划”相比，“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具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与重要意义。
首先，从国内发展背景来看，“十四五”规划，一方面立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成绩之上；另一方面又处于两个百年的重要历史交汇期，承担着乘势而上、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时代使命，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尤其突出。
其次，从世界发展背景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我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国内疫情传播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情况仍不容乐观，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面对新的机遇与挑战，在关键历史时期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如何统筹民族复兴和百年变局，是时代交付“十四五”规划所必须面对的中心任务。
从已经发布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来看，“十四五”规划《建议》紧紧围绕新时代背景下的中心任务，有以下三个亮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在“十三五”规划即将圆满收官之际，“十四五”规划的制定在指导思想与发展理念上与“十三五”规划总体上一脉相承。但在我国已经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下，在“十三五”发展的基础上又有新要求，第一次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作为“十四五”规划的指导思想和必须遵循的原则。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既是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最新变化的战略判断与战略举措，也是在充分把握我国自身经济发展长期趋势转变基础上的主动作为。如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公报强调，改革创新仍然是根本动力。一方面，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扩大内需战略有机结合，完善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高水平对外开放，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另一方面，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真正做到畅通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
第二，“十四五”规划《建议》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更加科学，全面反映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坚持系统观念”的基本原则。与“十三五”规划相比，本届全会公报用以描述“十四五”期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的篇幅大幅增加，内容更加全面具体，举凡国民经济、改革开放、文化文明、生态环境、民生福祉、民主法治、社会治理和国家安全等各方面都有所涉及。从具体的发展目标看，尤其在国民经济发展指标上，完全摒弃了量化指标，目标设定更加科学合理，更加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内在要求。比如，“十三五”规划还保留了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在“十三五”期间翻一番的数量指标，而“十四五”时期的发展目标则更强调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经济增长潜力充分发挥，经济结构愈加优化，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等高质量发展目标。“十三五”期间把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提高作为主要目标，“十四五”规划《建议》则根据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将重点转向做大做强国内市场和增强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在摒弃量化指标的同时，“十四五”规划《建议》所提出的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还有一个鲜明特色，那就是反映国家软实力的目标与以往相比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一方面，“十四五”规划《建议》首次将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产权制度、要素配置制度、公平竞争制度等反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核心竞争力的制度改革与制度建设纳入主要目标。另一方面，社会文明程度、文化影响力、民生福祉、公共服务、国家治理能力、社会治理水平，以及突发公共事件应急能力等在“十四五”规划《建议》中的重视程度都得到进一步提升，有些方面还是第一次明确纳入“五年规划”的主要目标中。
第三，“十四五”规划《建议》更加重视创新尤其是科技创新的重要作用，将创新进一步提高到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并在2035年远景目标中，明确提出关键核心技术要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全会指出，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我们深刻认识到自主创新能力和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尽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不仅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关键。“十四五”规划《建议》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提出“两个完善”的整体战略设计，即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和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具体而言，就是要发挥制度优势，组织“卡脖子”技术攻坚战；依托市场规模和产业体系，完善产业链与供应链，提升水平，维护安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激发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等。
（作者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