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不但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而且开启了西藏走向繁荣进步的光明前程。70年来，在党的领导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昔日旧西藏已变成团结富裕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70年来，在国际藏学领域，一批海外学者通过研究，充分肯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同时有力批驳“藏独”势力的分裂行径。

　　展示真实西藏

　　德国莱比锡民族学博物馆东亚馆前馆长南特维希曾在接受德国外交政策网采访时表示，中国有大量的藏语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藏语书籍、报纸和杂志数量庞大。藏语作家用藏文和汉语写作，人们不仅可以买到藏语文学作品，还可以买到用藏语翻译的莎士比亚、雨果、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所谓的“文化灭绝”这样的说法根本就是无稽之谈。南特维希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显然，他正确认识到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中国在保护西藏文化方面作出的巨大努力和取得的良好成效，以客观视角向世人展示了西藏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文化传承延绵不绝的真实情况。

　　卢森堡学者阿尔伯特·艾廷格2016年接受西藏在线网站采访时表示，历史证据表明，旧西藏的等级制度森严，经济落后，人民基本生存不容易。如今的西藏已经发展为到处灯火通明、设施齐全的现代化社会。这一变化过程在养殖业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关于西藏文化保护和发展，他在专著《“西藏问题”：国际纷争的背景、流变及视域》中认为，中国可以毫不畏惧地跟一些所谓尊重“人权”的国家进行比较。在中国，早在1994年就有7种藏语报纸和11种藏语杂志；同年，有231本藏文书出版，还拍摄了25部藏语电影。西藏的文化（绝不单单限于宗教）实现了大繁荣大发展。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美国人沙伯力曾在多篇文章中高度肯定70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西藏取得的成绩。他在《“人口灭绝”与西藏》一文中认为，藏族早就摆脱了人口因疾病而锐减的命运，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们就开始享受国家的医疗保障，西藏最严重的感染病得以根除，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藏族人的平均寿命迅速提高。如今，西藏人口平均寿命和中国其他地区几乎相同。而美洲新大陆的土著居民，16世纪至今人口减少了95%，同样的情况在澳大利亚等地也存在。但在中国，西藏的藏族人口从1951年的115万增加到2010年的271万多。

　　国外学者进而关注到我国在青藏高原实施的一系列生态保护措施。加拿大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马克·福金在《青藏高原上的生态保护区：中国“一带一路”政策下的启示》一文中，回顾了长江源头保护区的发展情况，认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已经得到极大改善，到2030年基本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2014年的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尼泊尔前外交官内帕尔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过去60多年里，中国政府在西藏主要做了三件事：发展经济、传承文化和保护环境。每件事，中国政府都非常用心，付出了巨大努力。在环境保护上，中国的贡献使得包括尼泊尔在内的所有喜马拉雅山脉地区都受益匪浅。在2016年的中国西藏发展论坛上，美国环保协会（EDF）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表示，中国环保部的数据显示，西藏是中国环境保护做得最好的地区，拉萨在宜居性方面是最好的城市之一。

　　批驳不实言论

　　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于我国在西藏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戴着有色眼镜，根据他们自身的需要不断演绎“涉藏问题”，在西方世界形成了一套误导舆论、混淆视听的话语体系。有学者研究发现，以《纽约时报》为首的一些美国媒体在此过程中不断推波助澜，充当了将中国内政国际化的重要角色。但依然有众多国外学者对“藏独”势力的分裂活动有着清醒认识。

　　美国著名藏学家梅·戈尔斯坦所著《喇嘛王国的覆灭》是西藏近代史研究领域的重要著作。在大量征引档案基础上，作者认为，到1951年“喇嘛王国”已经衰亡，其中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旧西藏内部的宗教桎梏和英、印、美等外部因素的干扰。作者深刻揭示了旧西藏的阴暗面，揭穿了英、美、印等国借中国西藏事务插手中国内政的本质。

　　早在1969年，美国学者亨利·布拉德舍在《西藏为生存奋斗》一文中提出，即使国际社会上对达赖喇嘛抱有同情的法律团体，也无法找出1950年之前西藏独立的证据。法国学者马克西姆·维瓦斯在2011年出版的专著《没那么禅——达赖喇嘛隐藏的面孔》中，揭露了“藏独”活动背后隐藏的达赖集团和西方国家的利益交换，认为“流亡政府”的言论中充满谎言，其活动经费主要靠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其所属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提供，而美国正是借此打压中国。

　　对于“藏独”集团形形色色的分裂说辞，澳大利亚联邦人文学院院士马克林认为，达赖喇嘛在国际上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一系列指责十分荒谬。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院长夏伟在《虚拟的西藏：从喜马拉雅山到好莱坞寻找香格里拉》一书中提出，所谓“西藏人作为一个受压迫的民族，毫不情愿地被掠夺成性的邻居占据了家园”的想法，是弥漫在西方的一种扭曲的想象。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著名藏学家谭·戈伦夫的《现代西藏的诞生》，是国际学界研究当代西藏问题的重要著作。他在书中以充分的调查研究表明，“藏独”集团和西方政客针对“西藏问题”的言论充斥着谎言。英国人罗伊斯·朗西姆斯在20世纪60年代与“流亡藏人”有过接触，因此有人请她撰写一本关于“流亡藏人”口述所谓的“汉人暴行”小册子。罗伊斯拒绝了这一请求，她“要自己收集‘流亡藏人’讲述的故事，但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得到哪怕一个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认为是事实的故事”。这一点和戈伦夫的研究不谋而合，进一步揭露了几十年来西方国家借助所谓“西藏问题”干涉我国内政的真实目的。

　　与此同时，国外学者还对西藏进行了积极研究和有益探索。比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滕华睿的《建构现代中国的藏传佛教徒》一书，探讨了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徒在构建现代中国、维持西藏与祖国紧密联系方面所作的贡献；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1959年在西藏的实地采风为基础，写成《百万农奴站起来》一书，以大量的访谈、历史资料向世界展示了西藏和平解放后的新气象，有力驳斥了西方制造的“藏独”谬论。还有英国著名藏学家阿拉斯泰尔·兰姆的《中印涉藏关系史（1904—1914）：以“麦克马洪线”问题为中心》一书，以翔实的档案资料分析近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麦克马洪线”的无效性，从根本上证明了在英国唆使下西藏噶厦政府谋求独立的非法性，由此驳斥了“流亡集团”以及西方个别国家的“藏独论”和“中国入侵”等谎言。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