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进入美国布兰代斯大学的时候，那里只有5名中国留学生。我沿袭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所学的专业，一心想要攻读现代西方哲学，一度想搞懂鲁迅与尼采在思想上的联系。当时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思想家马尔库塞恰好离开他创办的布兰代斯大学哲学系，去了加利福尼亚，布兰代斯大学哲学系就此取消了博士点，像其他美国学校一样，走起了应用道路，不是搞和航天相关的科学哲学，就是搞与医学相关的伦理哲学。这两个方向都非我所长，因此我以一篇《鲁迅与尼采》结束了我的哲学生涯，转入了历史系比较历史专业的思想史方向。
当时的布兰代斯大学历史系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美国史方向，另一个就是比较历史方向。所谓比较历史其实局限在欧洲历史，是比较英国、法国、德国、俄国这些国家的历史。比较历史专业有两位思想史名家，一位是学校的荣誉教授，西方文明史大家，法兰克·E. 曼纽尔（Frank E.Manuel）教授，他是美国学术院的院士、启蒙思想和乌托邦思想领域里的权威，以研究牛顿及启蒙思想家著称，对马克思亦有深入研究。后来有一次我和美国学术访华代表团聊起曼纽尔教授，大家公认他的贡献，也都认为他的名气与他的学术地位不成比例，也许是因为他在二战时失去了一条腿，行动不太方便，较少出席各种公共场合的缘故。此外，他的著作深奥难懂，不适合于当代的大众媒体传播。另外一位名教授是鲁道夫·宾尼（Rudolf Binion），他不仅懂得欧洲思想史，也精通欧洲文化艺术史，还是心理学史的创始人之一。我转入历史系就是冲着这两位先生去的。当时曼纽尔教授已经不带研究生了，但是开一门“启蒙”的研究生课。在课上，他对中国学生特别关照鼓励。他说，他是李约瑟的朋友，一直向往中国文明。他认为，欧洲各国的历史同根同源，是继承关系，不存在“比较历史”，只有在不同的文明之间进行比较，例如在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之间进行比较，才能算是比较历史。这在欧洲中心论和西方中心论盛行的美国历史学界是相当开放和平等的观念。在他的影响下，布兰代斯大学比较历史系开设了中国历史课程，允许选择中外比较历史作为研究课题。曼纽尔教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经典著作的主要原文段落都要求背诵下来。宾尼教授才华横溢，可以流利地使用英、法、德、意等多种欧洲语言讲学和写作，业余还写剧本，自编自导自演。他喜欢用一些概念来贯穿思想家和文学家。例如他讲授的一门题为“人类生存环境”的课程，就是从莎士比亚、卡夫卡、卡缪等人的作品中去寻找不同时代人们对于“人类生存环境”的理解。
欧洲思想史跨度大，涵盖知识面广，对于半路出家的外国学生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掌握巨大的专业词汇量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对于我这个连《基础英语读本》都没学完就敢于去美国高等学府闯天下的“愣头青”来说，考验可想而知。每天早上上学，标配是一个小录音机，加上一小水壶的茶水和两片加了花生酱的面包，有时还带上一个小苹果。晚上回到宿舍，再重复地听录音，伴着读那些似懂非懂的书。好在研究生论文可以假期过完以后再交，这样一来，寒暑假除了打工糊口，就是写论文了。
我花费一个暑假完成的宾尼教授欧洲思想史课的论文，却引起了一场风波。宾尼的助教若波塔（Roberta Recht）是一位很友好的女士，也是一名注册心理学家。她告诉我，宾尼教授很纠结，他认为如果不论英文，我的论文达到了“A”级水平，但是因为我平时少言，他不认为我有能力写出这样的论文，但是又想不出我可能作弊的方式。我当时很气愤，但是若波塔告诉我，最好的证明自己的方式就是再修一门宾尼的课。我接受了若波塔的劝告，结果拿了两个“A-”。两门课下来，我增长了自信，宾尼教授也成为我在系里的支持者。若干年后，宾尼教授在法国讲学，我借助欧盟项目邀请他顺路来中国的北京、南京、上海、西安等地讲了两周的课，在此期间他非常认真地记了两本笔记，据说他回到美国以后，至少有一年的时间，逢人便说中国，看来中国之行给他的文化冲击不小。
我的奖学金用罄了的时候，英文语言能力也就被逼得差不多了，艰苦的半工半读此时才正式开始。周末在中餐馆“跑堂”的收入是不错的，但中餐馆的老板通常是不喜欢我的，因为美国的食客们见我这个“跑堂的”竟然是名校的学生，就会多聊几句，也多给点小费，当然“翻台”也就慢了。于是我辞掉中餐馆工作去做清洁工，碰到很刁钻的雇主，每次支付4小时的工钱，但有一次雇主发现我们2小时就干完了，就缩减了一半工钱，于是我也就炒了这家的鱿鱼。后来，找到了免交食宿费的类似家庭保姆的工作（英文叫作“live-in”），终于又可以正常上课，直到把全部课程修完。
我做过四五家的“live-in”，主人家从半失明的老木匠到教育图书出版社的董事长，从殖民者后裔到自立的女图书管理者，大都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我一边照顾他们，一边从近处、从深处观察美国社会，体味美国式的百态人生，这些都是从社会科学的课本和课堂上学不到的。
（本文摘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大家雅事”丛书之一《周弘：在“茶”与“咖啡”之间》，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