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会林（右）在河南挂壁公路与“看中国”外国指导教师交流。 作者/供图
学人小传
黄会林，1934年生，江西吉安人，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我国高校首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影视理论家、教育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中国高教学会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名誉理事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1958年北京师范大学提前毕业留校任教，1992年创办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次年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2010年创办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1年开展“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创办“会林文化奖”。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达600余万字，与丈夫绍武创作影视剧、戏剧、小说、报告文学等300余万字。2023年3月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
在今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暨表彰大会上，年近九旬的黄会林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3月3日，“巾帼心向党 奋进新征程”首都巾帼风采展示暨表彰晚会节目录制现场，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在学生陪同下登上领奖台，和现场观众分享了自己“执守杏坛一甲子、开拓事业六十春”的教育人生。“回望过去，教书育人已融入血液；展望未来，我还会在这条充满探索、关怀、奉献的教学之路上继续前行，尽心竭力，奉献终生。”黄会林说。
作为我国高校首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黄会林一直扮演着我国影视学科建设拓荒者的角色。从创建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科，到担任艺术与传媒学院首任院长；从创建“北国剧社”，到创办北京大学生电影节；从创建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到创办“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项目，她在培养影视与教育人才的路上从未止步。如今，她的学生已成长为我国传媒行业、高校影视教育领域的中坚力量，黄会林始终以奋斗者的姿态前行，将所有的爱和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影视学科建设以及教育事业。
幼年颠沛流离 少年弃笔从戎
黄会林出身于耕读世家，高祖父是清代翰林殿阁大学士黄赞汤，先后出任过河南巡抚、河道总督、广东巡抚，祖母是清代四朝元老、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孙家鼐的孙女。黄会林的童年在颠沛流离中度过。6岁随母亲移居上海，10岁被祖母接回天津，11岁到北平求学，14岁被父亲安排在苏州振华女中念书，15岁回到上海就读于培明女中。新中国成立后，16岁的黄会林插班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初二年级学习。从童年到少年，年幼的黄会林辗转多地。
因家庭变故，黄会林从小便与疼爱自己的母亲分离，整日在继母的打骂、呵斥下生活。她生性坚强，承担起了过重的家务活儿，劳累之余还不能上桌吃饭，就连饭菜也和其他家人不一样，只有比自己年长一些的哥哥与她相依为命。这给黄会林幼小的心灵造成了极大创伤，她甚至想：“一个人活着怎么那样艰难，或许还不如死去更好。”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给少年黄会林带来了希望。次年2月，她随父亲从上海回到北京，通过考试插班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从解放区来的班主任于老师呵护和关怀备至，让童年受难的会林心胸日益开阔，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以及对祖国的热爱，立志要把为祖国奉献一切作为人生最大的光荣。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正值初三的黄会林热血沸腾，积极报名申请参与到抗美援朝战争中去。她很幸运，最终被批准和班内其他三位同学一起参军。那时的黄会林心里丝毫没有想过可能面临的危险，对16岁的她来说，得到了一次难得的、报效祖国的机会。就这样，扎着两个麻花辫的黄会林穿上军装，准备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朝鲜战场。
入伍后，黄会林随部队入朝，作为宣传员进入高炮团队政治处宣传队。从进入朝鲜第一天到停战回国，高炮团队一直奋战在前线，面对无情的战争，黄会林感受到死神随时降临。一次她和战友去阵地，突然间，美国轰炸机从头顶袭来，他们迅速跳入身边的小弹坑，只听轰轰两声，身下的大地剧烈颤动，泥土石块铺天盖地砸下来，他们被埋进了弹坑。之后，发现自己躺在两个弹坑中间，才躲过一劫。
在保卫青川江大桥战役中，牺牲了100多位战士，评出了100名功臣，黄会林是其中唯一的女兵。当子弹从头上掠过，少年黄会林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冲上去”。白天浴血奋战，晚上埋葬牺牲的战友，这段历史刻骨铭心，她永难忘记。当被问到“为什么而活”时，黄会林说，她不是一个人在活，是替那些为国捐躯的兄弟姐妹们在活。作为战争的“幸存者”，她说：“牺牲的战友们没能看到今天这么好的时代，我替他们看了，他们没有做完的工作，我要替他们做！”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黄会林获得“中国人民志愿军功臣”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银质军功章的荣誉，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学习，她立志要为了逝去的战友和国家的未来而读书！
本着这个朴素的学术夙愿，黄会林开启了毕生的学术研究之路。
■“第三极文化”论丛 作者/供图
学坛伉俪 共赴艺术殿堂
在北京师范大学工农速成中学，黄会林遇到了一生的伴侣、最亲密的战友——烈士遗孤绍武。在绍武出生10个月时，父亲辞世，抗日战争开始后，身为教师的母亲带着他参加八路军。1942年，母亲在“五一”大扫荡中跳崖牺牲，小绍武在革命队伍中长大。1952年毛主席兴办工农速成中学，选拔优秀年轻的工农兵干部入学，绍武成为第一批入学的学生。
身世坎坷，却不坠青云之志。品学兼优的绍武在班上学习最为勤奋，成绩优异，这让追求卓越的黄会林把他当成了学习中的竞争对手。毕业时，双双被保送进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就读。1956年春节，二人喜结连理，提前毕业后均留校任教。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青年黄会林被安排从事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勤勤恳恳耕耘在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中。
在一个人的求学生涯中，青年时代是精力最好、效率最高的阶段。闲暇时，黄会林常悄悄去琉璃厂“中国书店”淘书看，没承想竟遇到了权威专家唐弢先生。一次，她正在中国书店翻阅旧书，发现唐弢先生也在书店看书，她鼓起勇气上前问候。交谈中，忐忑地提出可否跟随弢公系统学习现代文学，竟得到了唐先生应允。自此，黄会林经常到唐弢先生家中求教，从阅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原始期刊开始，唐先生耳提面命，对黄会林深入现代文学给予了至关重要的教导。
唐先生喜欢热爱文学的青年人，黄会林把绍武引荐给弢公。1972年起，绍武创作关于陈毅将军的电影剧本《梅岭星火》。唐先生对绍武的创作给予了至关重要的指导。1978年，弢公认为剧本已颇具雏形，便转交给了影坛宗师夏衍。
很快，他们就收到了夏衍的亲笔回信。这样，夫妇二人跟随夏衍先生步入了电影艺术的殿堂。《梅岭星火》完稿后，夏老对绍武、黄会林夫妇说：“不要停下来，要继续写。”此后，夫妇二人先后完成了多幕话剧《故都春晓》、电影剧本《彭德怀在西线》、电视剧《南国烽烟》、电视小说连载《陷入绝境以后》以及小说《骄子传》《母亲三部曲》《红军家族》（前传）等。
一届又一届学生们见证了这对学坛伉俪的相依相伴。2018年4月，北京师范大学在他们夫妇执教60周年之际举办了“黄会林、绍武教育思想研讨会”，共120余人与会。学生们回忆说，以前每当害怕黄老师批评时，就会跑到绍武老师那里“寻求保护”，和严厉的黄老师比起来，绍老师总是和蔼可亲。两位耄耋老人不仅是一生的知己，更是学术道路上最亲密的伙伴。
从“北国剧社”到“北京大学生电影节”
1985年，彼时的黄会林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讲一门课——“现代戏剧研究”。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黄会林深知文学艺术的学习离不开实践。一次，绍武提出“戏剧不能停留在舞台上”，这让秉承革新精神、凡事敢为人先的黄会林动了心。于是，课程结课时她鼓励大家进行戏剧创作，这在“戏剧要灭亡的八十年代”一下子点燃了学生们的创作热情，100位同学交上了70个剧本。
面对青年学子的创作成果，黄会林又有了新的想法：“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排、自己导，把学生的作品搬上舞台？”于是，黄会林与绍武一起带领学生用8分钱一张的白纸做美术、做道具，正式演出了4部戏。没想到，演出当天500座的演出教室爆满，还有一些学生挤在楼道里；尽管酷暑难耐、气温将近40度，但计划邀请出席的戏剧专家无人缺席。演出结束后，一位戏剧专家激动不已，连夜赶写文章《中国话剧不会灭亡》，次日见报，在艺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巧合的是，当时中国计划在1986年举办“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专家提议请北京师范大学的学子们参演，黄会林凡事要做就做到最好，遂提出“要演就演全剧”，学生戏剧活动得到了学校领导大力支持。于是，学校很快决定成立剧社，黄会林参照田汉老创立的“南国社”，将剧社命名为“北国剧社”。1986年1月10日晚，在黄会林和绍武的努力下，我国首个写进中国话剧百年史的当代学生业余演剧社团——北国剧社成立。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青年艺术剧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戏剧家协会的专家都参与了成立大会，戏剧泰斗曹禺先生为北国剧社亲笔题写了“大道本无我，青春长与君”的赠言，吴雪、刘厚生、吴祖光、黄宗江、徐晓钟、丁扬忠、李汉飞等戏剧家都给予了高度支持，在中国首届莎士比亚戏剧节中，剧社演出了莎士比亚的著名戏剧《第十二夜》《雅典的泰门》，一时间轰动京城，曹禺先生在演出后对参演的学生们说：“你们怎么可以演的这么好呢！”其中，8张演出照，还被作为政府礼物送给了英国女王。很快，黄会林家的客厅成了北国剧社的聚集地，剧社逐步在首都话剧舞台上活跃开来，连续四次登上北京首都剧场演出。
因为“起步早、起点高”，加上黄会林戏剧实践教育的一腔热情和一股“傻劲儿”，她带领团队将北国剧社一步步打造成业界公认的高校戏剧“第一举旗手”。剧社在2006年排演的话剧《枣树》获“五个一工程”奖，2011年排演的《最后的小丑》获北京市第三届大学生戏剧节最佳剧目奖。黄会林认为，作为青年人的主阵地——高校对于中国戏剧来说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校园是中国戏剧复兴的地方，“校园戏剧是承载学子青春活力和创造梦想的最佳载体”。
因为戏剧和电影两种艺术形式的天然联结，1987年1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正式建立影视剧教研室，黄会林出任教研室主任。1992年，学校任命58岁的黄会林带领6名青年教师，在辅仁大学旧址后院的一个小仓库里重整艺术系，黄会林出任艺术系主任。但当时我国的影视教育人才少之又少，于是国家教委的高教、师范、直属、艺教四个司联合审批，正式下达批文，北京师范大学于当年创建了“影视教育”专业。
毫无疑问，影视学科只有教学是远远不够的，影视教育离不开实践。于是，黄会林和年轻同事们决定要创办一个以校园为主阵地的大学生电影节。可是，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影视专业来讲，创办电影节谈何容易！黄会林拿出拼尽全力的精神，四方求助，调动全系师生共同努力，在校领导的鼎力支持下，电影节在1993年春天与广大师生见面。以“青春激情、学术品位、文化意识”为主旨，大学生们踊跃参与电影节观片、评片。大学生电影节在中国电影界、教育界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成为我国影视人才的孵化器。时至今日，一些新生代导演在描述自己的从影生涯时，依然会说：“我是从北京大学生电影节走出来的……”
教育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未来，教育事业从来不是“快功夫”，时间久、产出慢、影响大、范围广是一项持久事业发展走向成熟的必然特征之一，更多时候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在中国影视教育的发展历程中，黄会林欣然成为了这位“栽树者”。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影视人才的培养。从学科建设的高度责任感出发，黄会林发现，全国一千多所高校中，连一个电影、电视学科的博士点都没有，在高校建立电影、电视学科博士点变得极为迫切且必要。因此，黄会林从1993年开始学科建设和申报影视学科博士点工作，通过不懈努力，经由有关部门层层研究、审议，最后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成功获批中国高校第一个影视学博士点，黄会林也成为我国首位高校影视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之后，2001年创建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成为中国高校第一个全科艺术学院。
从建设“中国影视美学研究体系”到开拓“第三极文化”
电影虽为舶来品，但中国影视发展的每一步、每一个美学特征，都离不开中国文化的土壤滋养，离不开中国独特的审美方式与价值取向支撑，由此，影视教育必须具有民族化特色。影视艺术是世界性的艺术样式，但又以不同的美学特征和文化性格区分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艺术风格，在世界电影的发展史上，形成了苏联学派、美国学派、法国学派、日本学派等，而一批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电影，也为构建世界电影中的“中国学派”打下了基础。
1999年，黄会林在《中国社会科学》第3期发表《建立中国影视美学理论研究体系》一文，从电影的传播价值、中国电影的文化特征、中国影视美学民族化理论研究的滞后三个方面，分析了倡导“中国影视美学研究”建设的重要性。如何能建设出具有中国民族化特点的艺术学科体系？黄会林提出，要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对中国影视美学进行研究：纵向上，考察中国影视发展史中的传承与变奏；横向上，以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以及海外华语片为参照，分析民族文化传统影响下的影视文化特色及使命。
之后的几年里，她带领团队围绕“中国影视美学研究体系”开展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横向课题项目研究，完成了“中国影视美学”丛书8种，被专家评为“为创建中国影视美学的本土体系而努力，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意义”“初步建立起中国本土的影视美学理论研究体系”。随着在影视民族化道路上的深入推进，黄会林在学科建设方面的思考一直没有离开影视民族化的使命，并且愈加成熟。
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格局，黄会林与绍武反复讨论，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文化发展战略构想，认为，世界主流文化大体可分为三极，分别是欧洲文化、美国文化和可以对世界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中国文化。2009年，她在“北京文艺论坛”上提出了“第三极文化”的学术理念。“第三极文化”立足民族文化，放眼全球，创造性地借用“南极”“北极”“第三极”的概念，对当代文化格局作了科学研判，进而提出适合中国文化发展现状的文化定位和学术主张，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明观，力图构建和谐共生的世界文化体系。这是民族文化精神的重要体现，在进一步完善中国艺术学科体系方面，也有着重要意义。
“第三极文化”要求从中国文化自身系统内部出发，对已有经验进行梳理、总结、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背景下加以观照。“第三极文化”的提出既是对东西文化两极论的修正和反思，又是根据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为寻求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而提出的理论主张。应该说，它既是一种理论设想，又是一个文化目标。黄会林认为，应该从学术研究、艺术创作、文化传播等方面来协同建设。美国学者安乐哲认为，“第三极文化”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概念，是对已经存在的国际关系的高度概括，也是一个审视中国与世界文化的新视点。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原主席仲呈祥认为，“第三极文化”展示了黄会林教授高度的文化自觉，既是她多年来一以贯之强调的文化艺术民族精神和民族特色学术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又是她自觉吸取前辈大师、学者关于文化建设精辟见解的结果。
总体来看，“第三极文化”兼具多维特征，不仅包含理论建设，还包括大量的实践活动。2010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国际数据集团（IDG）联合建立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76岁高龄的黄会林再次出任院长，展开了一系列科研及创作项目，其中就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中认可的“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极具实干精神的黄会林认识到，中国文化发展面临着一个重要的时刻，文化自信、文化强国成为国家战略课题，如何从青年群体的角度充分利用影视进行中国文化传播呢？2011年，黄会林和团队邀请到来自美国的9名外国青年落地北京，他们在中国志愿者陪同下，各自拍摄一部关于中国文化的纪录短片，通过参加国际纪录片大赛、展映、自媒体交流的方式进行中国文化传播。项目搭建起中外青年影像交流的桥梁，成为世界各国青年青睐的中国文化体验与影像创作活动。从2011年到2022年，共有来自五大洲101国895名外国青年以及来自37所中国高校的1400多位国内学生参加，共创作了包括20多个语种在内的854部纪录片，斩获157项国际性奖项。参与过项目的外国青年都惊呼“原来是这样的中国”，他们通过自己的眼睛和心灵，看到并体验到了真实、生动、丰富的中国文化。作为活动的发起人，黄会林说：“哪怕让一个青年看到真实的中国，都是值得的。一个人会影响他的朋友、他的家人来认识真实的中国。”2020年，团队制作的纪录电影《路：外国青年看中国》与广大观众见面，见证了外国青年“看中国”的十年，也见证了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十年。
作为教育工作者，黄会林几十年如一日投身于学科建设。从创办影视学科到创办艺术与传媒学院，从获批第一个影视学博士点，到创建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学科建设始终是一项长久的工作，未来可期。秉承心怀大国发展的学科建设理念，黄会林勇于开拓、敢为人先，在人们都以为她已全身投入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事业时，年过耄耋的她依然坚持“以人为本”、心系离本科生最近的戏剧影视学学科建设。
2016年，全国高校“双一流”学科建设如火如荼，关乎到学科发展命运，时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院长王宜文教授找到了老院长，黄会林连夜开会、整理资料、写报告、论证，深夜开完会依然在打电话沟通相关事宜。最后，成功获批“双一流”学科，在学科评估中排名A+，令人欣喜。这并不能被简单地概括为“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作为老院长，黄会林为推进学科建设，任何时刻都甘愿奉献，让后辈建设者无不动容，再次感受到教育之大在成就学生的使命召唤。
杏坛一甲子，丹心两相宜
黄会林是学术人生的勇者，总是越过一座山，再登一座山。作为幸存者，她不甘愿浪费有生之年的分分秒秒，时刻以身作则，教育着学生们与后辈学人。
黄会林先生的“严”是出了名的。进入“黄门”学习，要求有三：第一，受不了严格要求的可以另投名师；第二，做学生的一定要在学术上超过老师；第三，要比尊重我更尊重老伴绍武先生。教育学生首先必以身作则，凡事既要有大的格局和胸怀，又要细致入微、精益求精。在她看来“严是爱、松是害”，小到认真守时大到勤于治学，从教育学生做人到引导他们学问，黄会林均事事严谨细致，让学生们不敢松懈。
学生的成就同样是老师的收获。她曾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财富就是学生，最大的遗产就是书。”在教书育人方面，成就学生是她做老师一辈子的准则。所以，黄门弟子们取绍武的“武”和会林的“林”，戏称师门为“武林门”。如今，黄门学子有教育部特聘“长江学者”、高等院校校长或书记，但每次跟学生见面，黄会林依然督促学生们要“更加努力、更加奉献”。
老师有大格局，学生才可能有大作为。在育人之路上，黄先生几十年如一日、知行合一，甘为学生成长路上的铺路石。面对学生的点滴进步，先生总是在别人面前由衷肯定，但在学生面前依然是批评鼓励多过夸奖。她经常对学生说：“你要比我优秀，我是一个本科生，大家都是博士生，理应比我优秀。”就这样，黄先生秉承着“人梯”精神，帮助一代又一代影视学子成长成才，她开拓的每一份田地如今都有自己的学生或下属接续努力。而黄先生自己，依然在前进的道路上不停地掘进着……
师范者，教育之教育也。学者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更要有心怀天下的胸襟和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黄会林先生，为救国而学，为兴国而教，以强国为使命，以家国为责任担当，在影视民族化教育领域里始终履行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校训，用不懈的学术努力成就了不平凡的精彩人生。每一年开学，黄先生在艺术与传媒学院博士生的第一堂课上，都会引用宋代先贤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勉励大家。
学术担当重在学人之担当，大时代教育进步首在大国之大先生。
（本文系陕西省社科项目“陕西电影产业改革创新及转型升级路径研究”（2020J001）、第71批国家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后疫情时代中国电影国家形象与传播效果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