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美国人口统计局发布了2019年当前人口调查年度社会经济补充调查。根据该调查，2018—2019年度仅有不到10%的美国人改变了国内居住地，达到1947年以来的最低值。1947—1970年，美国人口年度国内迁移比例变化不大，在20%上下浮动。自1981年起，美国人口年度国内迁移比例持续降低。美国人向来以“移民的后代”和“喜爱流动”闻名，为何近30多年里美国国内人口迁移趋于减少？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相关学者。

　　社会性变化加大迁移难度

　　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地理学系教授托马斯·库克（Thomas Cooke）和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地理与环境研究系助理教授里根·M. 麦斯（Regan M. Mass）在《透过移动原因解释迁移》一文中提出，人们迁移的原因是复杂的，除了寻求更好的职业机会外，家庭需求、社群状况、生活方式等因素都在发挥作用。库克说，在研究美国人口迁移的20多年里，他未发现美国人作出迁移决定的参考因素发生变化，但美国社会的整体变化对迁移决定产生了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第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高收入阶层外的美国人的实际收入增长微弱甚至减少，许多人只能靠工作更长时间、申请更多贷款来提高生活质量。家庭和个人债务增加意味着出售房屋的难度上升，迁移所需的经济资源减少。

　　第二，更多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双职工家庭增多也限制了迁移，因为长距离迁移需要夫妻两人都在迁入地找到合适的新工作。而且，双方都工作的夫妻能够用于照顾年幼子女的时间和精力较少，迁居并适应新环境对他们来说压力更大。

　　第三，在住房和就业市场上，战后婴儿潮一代占据了大量机会，留给年轻人的机会不足。

　　第四，互联网、智能手机等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降低了迁移的必要性。得益于发达的信息通信技术，人们可以远程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工作和教育机会，同时规避迁移带来的风险。另外，获取信息便利性的提升也使人们能够就是否迁移、迁至何处作出更明智的决定，减少了未充分了解目的地就迁移的情况。

　　第五，近些年美国的“地区性”显著增强。内陆乡村地区居民认为自己被美国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抛下了，大城市和沿海地区居民则认为乡村地区封闭落后，双方可能都不愿迁移至“另一种地方”。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都市项目政策高级研究员威廉·H. 弗雷（William H. Frey）提出，虽然国内流动性下降的趋势在大部分年龄阶段的美国人身上都有体现，但在18—34岁的年轻人中表现得格外突出。历史上，这一年龄阶段的美国人是流动性最强的，他们能够带动整体迁移趋势。然而，最近10多年里，该群体的国内迁移比例降幅超出其他任何年龄阶段。弗雷认为，年轻人“原地不动”与美国房价上涨、不充分就业增加有很大关系。

　　政策应跟上迁移趋势变化

　　在库克看来，当前美国人较低的国内流动性或将长期持续。根据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人口研究中心研究员奥德·伯纳德（Aude Bernard）等人的研究，迁移具有自我强化的特点，有过迁移经历的人再次迁移的概率更高，而从未有过迁移经历或很少迁移的人常感到迁移是高风险、昂贵、扰乱日常生活的，因此难以迈出这一步。而且，一个人在某地生活时间越长，对此地的居所、工作、社群的依恋感就越强，也就更不愿离开。从这个角度看，由于过去30多年里，美国的国内流动性渐弱，所以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美国人现在决定迁移的可能性较小，未来他们子女迁移的可能性也较小。

　　弗雷说，近年来国内迁移逐年减少的趋势或许预示着未来美国人口的活力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库克表示，国内迁移减少将给美国社会带来巨大影响。积极的方面是，因长期生活在一地而形成的强烈依恋感会塑造更紧密的社群和社会连接，这让人们在经济不确定性较强时，或能得到社会和经济支持。消极的方面是，人口流动性下降或将对大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机构形成挑战，因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在迁移人口中寻找人才。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政府需要改变解决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思路。传统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对地方劳动力市场和住房市场的干预较少。其理由是，国内流动性较强时，人们会自发地从机会较少的地区迁移至机会较多的地区。如今，随着迁移趋势变化，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应更多地转向“基于地点政策”，重视教育和培训，发展与当地资源和劳动力技能相适应的产业。

　　库克、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自然与建成环境学院副教授伊恩·沙特尔沃斯（Ian Shuttleworth）以及英国纽卡索尔大学地理、政治与社会学学院荣誉退休教授安东尼·钱皮恩（Anthony Champion）在合作编辑的《发达国家国内迁移：我们的流动性是否在下降？》一书中基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瑞典、德国、意大利的案例，考察了发达国家国内人口迁移的长期趋势及其原因。三位学者谈到，美国和澳大利亚是传统上的“移民国家”，但20世纪后期以来都出现了国内人口迁移减少的现象。这也许可以解释为这两个国家的人口在经过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快速增长与动荡后，已经“成熟”并向其他国家国内迁移的平均水平靠拢。库克对本报记者说，国内人口迁移保持在什么样的水平是比较“理想”的、国内迁移的频率和规模变化将产生怎样的全国性影响等问题非常重要，经济学家、联邦银行系统和政策机构对此尤为关注，但现有的研究非常有限，对国内人口迁移“理想”水平的界定标准也尚未形成。

　　钱皮恩告诉本报记者，即使同样是发达国家，各国国内的人口迁移水平和趋势也不尽相同。例如，瑞典历来是一个流动性较高的国家，该国在不同空间层级上的国内人口迁移并无减少趋势，甚至有所增加。日本在近期已经属于流动性较低的国家，其国内人口迁移趋势还在下行，这一点与美国、澳大利亚相似。可见，这方面的国别研究和跨国比较研究空间广阔，且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历史上国内人口迁移一直是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在地区和次地区层级上实现相互匹配的重要方式之一，国内人口迁移减少或将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表现造成较大的负面影响。其次，众多国家社会流动性降低日益引发人们的担忧，应从地理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考察。已有研究显示，更快速的职业上升与地区层级上的地理流动性相关。最后，更低的地理流动性可能促使人们更多地停留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导致社会隔离模式固化。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