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学家认为，伦理学能够帮助人们理清思路，为政策决策提供重要的方向指引。在疫情等复杂境况中，伦理是制定决策时的一个关键考量，但因其不够“显性”容易被忽视。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中，一些国家没有充分重视和发挥伦理学的作用。因此，学者呼吁，应让伦理学家广泛参与到疫情应对及疫后重建的政策决策中，这对保障人类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伦理考量帮助科学决策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哲学系教授安琪·霍布斯（Angie Hobbs）认为，伦理学家能够把当下政府和公共卫生部门决策所秉承的价值观“提取”出来，进而基于伦理学的方法与模型对其展开评估，并判断其是否需要调整。例如，决策者应提醒企业关注恢复力和可持续性，而不是只追求利润。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约克学院哲学系助理教授罗里·卡夫（Rory Kraft）表示，在权衡价值观方面，伦理学家受过专业训练。例如，伦理学家可以就如何权衡公共健康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向决策者做出阐释。针对疫情，广义的病患分类问题是政府应对疫情的一大核心问题。例如，政府是要在短期内尽可能拯救所有生命，还是避免因经济崩溃而导致长期造成的更多损失，包括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死亡等。决策者不可避免地要对此类问题做出艰难取舍。

　　伦理学家认为，在做这种两难决定时，决策者必须考量决定带来的利弊，以及哪些群体的利益会被损害。当前，人们可以看到有些群体的生命健康受疫情威胁程度较高，如老年群体。有些群体更易受疫情封锁政策导致的失业问题冲击，如那些本就缺乏工作稳定性、积蓄少的劳动群体。而学校停课则对那些在家中无法获取教育资源以及依赖校餐的学生影响最大。在帮助解释疫情的医疗应对举措时，伦理学家应引导决策者和公众思考背后的公平与公正问题。包括在疫苗研发成功后，伦理学家也应帮助提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来分发疫苗，保障不同群体的利益。

　　政府关注有待提升

　　美国乔治敦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凯伦·斯托尔（Karen Stohr）表示，要把人类生命与其他事物进行权衡取舍，而且要清楚明白地阐释出来，难免令人感到不适。但诚实地对待这些伦理议题，非常重要。针对这种权衡展开公共讨论，伦理学家可以帮助政府官员做出更好、更科学的政策选择。但在美国，很少看到政府向伦理学家寻求协助。斯托尔表示，在疫情中，医疗资源获得和医疗成果享受的种族差异等相关伦理问题，已经被提上公共探讨议程，那么伦理学的价值就应该得到系统性重视。或许，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环境，会有助于政策决定者注重聆听来自伦理学家的意见。

　　伦理学家也可以发挥自主能动性的重要作用。伦理学家可以积极与媒体互动，主动向政治家们建言献策。霍布斯提到，英国政府也很少向哲学家、历史学家等寻求建议，但她个人则会尝试通过与上议院议员、公务员、企业领袖等人群中对哲学、伦理学持开放态度的人建立联系来产生影响。

　　持续推进伦理学研究发展

　　澳大利亚职业道德与应用伦理学学会主席休·布雷基（Hugh Breakey）表示，澳大利亚的普通民众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出伦理决定的兴趣明显上升。疫情期间，他一个月内就相关话题接受电台和网络的采访量比之前一年还要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逐步走出疫情危机，他希望人们能有更多深入的伦理反思。

　　学者们普遍认为，尽管之前发生非典、禽流感等流行病时也有“疫情伦理学”的相关探讨，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很多伦理议题值得持续研究。例如，疫情是造成了更多分歧还是增进了团结，如何保护受威胁最大的老年群体。疫情告诉我们，政府必须提供资金来支持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保障其惠及所有人，尤其是那些最易受到影响的弱势群体。除了暴露出公共卫生问题之外，疫情还突显了一些国家的社会差距问题。例如，扩大的医疗卫生不平等引人关切；很多贫困人口工作在易受疫情影响的行业和岗位，且缺乏足够的保障。

　　这次疫情为改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应对政策提供了机会，科学决策能够帮助人们消弭现有的和正在形成的不平等，这是伦理学家发挥作用的难得机遇。与此同时，伦理学家也要注意谨言慎行，只有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和充分的实践检验，才能真正为政策决策提出建设性的科学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