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9月21日，对话网发表了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广告与公共关系教授约翰·C.贝斯利（John C. Besley）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生命科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托德·P.纽曼（Todd P. Newman）等人合著的论文《考察加拿大和美国学者的公共参与目标》。该论文提出，一项最新研究显示，为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决策依据是科学家分享研究成果的重要动机。

　　为了解科学家分享研究成果时希望实现什么目标，贝斯利等人分析了2017年和2018年的两项学术调查。第一项调查的样本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科研经费接受者（573人），第二项调查的样本是美国若干所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教授（516人）。调研结果显示，加拿大和美国学者都将“确保政策制定者使用科学证据”视为最重要的科学传播目标。在从1到7的重要程度标尺上，两国学者给这个目标的评分都接近6分。第二重要的目标是“确保社会文化重视科学”，两国学者的评分都超过5.5分。排在其后的目标是“确保获得充足的科研资金”“帮助人们基于科学作出更好的个人决策”“履行社会责任”，这些目标的评分都超过5分。“增强个人职业声望”这一目标的评分仅为3.29分，这一点可能与许多人想象的不同。

　　贝斯利表示，特朗普执政期间对科学的轻视在美国历史上实属罕见。但这项研究说明，美国科学家看重研究成果对现实世界的积极影响，并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科研成果来实现这一目标。有调查显示，被问及科学传播的目标时，科学家最初的回答都是“增长知识”或“改正错误信息”。但被进一步问到为何希望“增长知识”或“改正错误信息”时，他们的最终愿望通常是帮助人们更好地作决策。

　　（李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