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动态变化使其成为全球研究的重要区域。21世纪以来，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较快，世界其他国家对非洲研究的兴趣日益增长。近日，德国全球与区域研究院非洲事务研究所所长马蒂亚斯·巴泽道（Matthias Basedau）通过梳理德国的非洲研究现状后发现，非洲研究的视角主要源于非洲以外的国家，其中尤以西方观点为主导，且非洲研究侧重于微观视角，较少着眼于大局。巴泽道认为，就非洲研究而言，还需要投入更多资源，并采取多学科与混合研究的方法。

　　缺乏对大局和历时性的研究

　　巴泽道的研究样本主要取自《非洲事务》《现代非洲研究期刊》和《非洲区域》三种期刊，涵盖了2019年至2020年初的66篇文章。

　　巴泽道认为，如果德国想要进一步推进非洲研究，就要直面当前非洲研究存在的挑战。在西方世界以往的研究中，关于非洲政治与经济社会发展前景良好的声音较少，冲突、疾病、贫困和其他问题是非洲的主导形象。

　　巴泽道表示，非洲研究受到非洲以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主导。在2019年于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美国政治科学协会（APSA）年度会议上，非洲政治会议小组（APCG）组织的一次圆桌会议讨论了如何提高非洲学者的参与度。与会者均表示，有关非洲政治的大部分著作来自非洲以外国家的作家，巴泽道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结论。在三种期刊的样本文章中，只有13%的文章是由非洲大学的学者撰写或合著。很多来自西方国家的学者缺乏非洲方面的专门知识，观点带有成见。例如，欧洲学者倾向于将非洲的现实情况与欧洲的理想情况进行比较。

　　巴泽道在文章中指出，西方学界倾向于对非洲持无差别甚至较为负面的观点。非洲国家在社会经济、文化背景乃至政权类型和政治稳定性方面各有不同，甚至国家内部也存在较大差异。学者在聚焦某些国家研究的前提下，往往从自身特定的学术经验中推导出笼统观点。尽管如此，类似于“非洲国家”“非洲政党”等从非洲整体视角入手的表述并不少见，此类研究的准确性还有待考察。巴泽道认为，这种一般性陈述必须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此外，非洲研究界也对非洲存在一定偏见，比如过于关注暴力问题，忽视了非洲社会的进步。

　　近几十年来，非洲研究总体上经历了几次转向，例如文化转向、语言转向和空间转向，但在某种程度上错过了所谓的因果关系识别转向。这一研究方法非常具有实际意义，在一个充满多样性的社会中，想要可靠地识别原因和结果是极其困难的，而查明原因和结果是制定政策并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巴泽道表示，除实验方法外，还可以通过定性方法，尤其是流程追踪（process-tracing）来实现因果关系识别，复杂的流程追踪需要对因果机制进行详细的理论分析。

　　当前非洲研究缺乏对大局和历时性的研究。三种期刊的样本文章也证明了这一点，其中有85％的内容属于国家案例研究，只有7.6％的文章考虑到更为广阔的视角，例如整个非洲地区或次区域。这种广泛的视野在地理层面不常见，在时间维度上也是如此。只有21％的文章的研究维度超过十年，而仅有两篇文章把跨区域与历时性结合在一起。

　　采取多学科与混合研究的方法

　　巴泽道认为，通过比较研究可以有效应对上述挑战。比较方法可以帮助学者避免只接收单方面的外部观点。如果学者比较了不同的观点，就有可能提供更加细致的描述，对矛盾的观点进行检验，揭示出哪些观点更适合现实情况。比较方法有助于纠正人们对非洲无差别甚至负面的看法。比较非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可以快速揭示差异性，展现更多积极的案例和充满希望的未来趋势。通过在非洲研究或区域研究中添加比较方法，学者可以将某些学科的归纳能力与因果关系识别的方法相结合，不同视角可以创造出更完整的研究图景。

　　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如果从比较方法入手研究疫情对非洲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可以涉及诸多不同的学科和主题，其中包括社会生活、经济和政治等。具体的案例研究有助于产生总体性的见解和合理的假设，揭示纯理论推理可能会忽略的潜在后果。比较方法与案例研究相结合，可以通过实时流程追踪的方式来掌握选定国家的事态发展。另外，自然实验、数据收集、横向比较等方法也可以纳入其中，力求全面展现疫情对非洲的影响。巴泽道表示，研究人员应努力实现各类研究方法的系统融合，推动非洲研究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