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信息生产呈现出体量大、类型多等特点，信息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获取信息的工具和途径也越来越丰富、便捷。这明显减少了人们获得知识、认识世界的障碍。然而，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无视或否定科学发现及其他证据的行为依然存在。对此，英国剑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研究员、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研究者丹尼尔·威廉姆斯（Daniel Williams）近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发文表示，主动选择无知的现象深深根植于人们的个体认知和社会联系中，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知情”或“不知情”背后的动机。

　　理性可能驱动“不知情”

　　法国市场研究公司益普索自2012年起每年在多个国家开展民意调查“感知的危险”，以了解人们的认知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结果显示，在气候变化、移民数量、人口死亡原因等许多问题上，公众对基本事实和科学共识经常是无知或“误知”的。群体基于无知或错误信息作决策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向其提供更多信息、提供正确信息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对策。威廉姆斯提出，群体性无知对整个社会有害，但就个人而言，无知常常是当知识与个人利益产生冲突时的“战略性反应”。

　　获得知识是要付出成本的。例如，在选举时期，一位普通公民若想负责任地投出一票，就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每一位竞选人的情况，但这一票很可能无法给投票者本人带来任何好处。也就是说，“变得知情”的收益与成本比很低，尤其是相较于其他更有趣或对自身影响更大的事情而言。于是，人们选择“理性无知”。这个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在著作《民主的经济理论》（1957）中首次提出，其含义是当获取信息的成本高于潜在收益时，“不知情”是人们基于理性作出的选择。

　　在人们很有兴趣且掌握大量信息的领域，人们仍可能会选择“理性无知”。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政府系教授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等人的研究显示，对政治很感兴趣的人经常对自己的观点十分自信，尽管他们的观点与已确立的知识和可以方便地获取的证据相悖。对于这一现象，威廉姆斯以“理性的有动机无知”来解释，即无知是由拥有知识、“保持知情”而非获得知识、“变得知情”的预期成本驱动的。知识是力量，但很多时候也是“负担”，而无知可能将人们与令人痛苦的真相和责任隔绝开，帮助人们支撑自身依赖的价值感和归属感。当知识通向令人不适的真相或与正面的自我形象产生冲突时，人们常常会主动选择无知。更重要的是，无知常常是对社会性激励因素的“战略性反应”。美国阿肯色大学哲学系教授埃里克·冯克豪瑟（Eric Funkhouser）的研究显示，在许多社群中，信念是群体身份认同和团结的标志。鉴于新证据而抛弃旧信念不仅意味着改变自己的想法，还存在失去在社群内地位的风险。这种激励因素将人们推向包裹于身份认同和自豪感之中的社会适应性信念。

　　社会性奖惩影响信念形成

　　据威廉姆斯介绍，社会性奖励和惩罚以及群体内的身份认同，对人类信念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知识可能构成对社会适应的威胁。例如，科学家普遍认为人类活动正在导致气候变暖，如果不果断采取行动，代价将极其高昂。然而，许多人选择无视或彻底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这一方面源于承认气候变暖真实存在会令人感到焦虑、绝望、无力，另一方面，对许多人来说，否认或轻视气候变暖是寻求群体内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的标志。

　　在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全国性民意调查中，当被问及“在二氧化碳、氢气、氦气、氡气中，科学家认为哪一种气体最易引起大气温度升高？”，约有60%的受访者给出了正确答案，且这与他们的政治立场（民主党或共和党）无关。然而，当被问及全球变暖是否证据确凿时，民主党受访者与共和党受访者给出正确答案的比例差距较大，前者超过85%，后者不足50%。这说明，人们会基于群体立场和社会性奖惩动机，作出“知情”或“不知情”的选择。

　　公众对生物进化论的态度呈现出相似情况。根据美国西方学院心理学系教授安德鲁·施图尔曼（Andrew Shtulman）等人的研究，人们是否相信进化论的影响与其身份认同密切相关。随着科学知识的增加，身份认同高度“世俗化”的人相信进化论的可能性上升，身份认同高度“宗教化”的人不相信进化论的可能性上升。

　　无知背后的激励因素

　　针对“理性的有动机无知”，威廉姆斯表示，此处的“理性”指工具理性，即它使个体能够成功达成自己的目的。当一个人做出保持无知的决定，往往是因为其衡量过此举的成本和收益，因此有动机无知是理性的。当然，有动机无知在认识层面上常常是非理性的，它阻碍了知识的生产。当一个人的有动机无知给他人造成损害时，它还可能是违背伦理的。很多时候驱使人们偏离认识理性的不是非理性或成本效益分析，而是经过校准的理性自利，即当追求真相与社会经验冲突时，舍前者取后者能带来实际好处。

　　威廉姆斯认为，人们不能仅在纯粹的认识论视角下理解无知现象。人是社会性动物，人的知识导向是具有战略性的。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知识可能威胁令人感到安慰的错觉，动摇人们赖以获得意义和归属感的社会关系。如果想减少无知现象，须着眼于问题的根源——降低个体获取和认可知识的成本。当某个群体的成员需要凭借缺乏依据的信念来标志其群体身份时，要多措并举保障个人可以在不放弃追求知识的前提下，保持其看重的群体成员身份。解决“理性的有动机无知”问题需要采用复杂严格的个人和集体策略，而制定和执行这样的策略首先要更准确地理解驱使人们回避真相的实际激励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