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恶劣的自然环境或曾触发人类的生理和情绪反应，进而形成更强的群际宽容。

　　据英国约克大学官网2月3日报道，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出版的《考古学方法与理论杂志》当日刊发了约克大学考古学系教授佩妮·斯皮金斯（Penny Spikins）以及英国利物浦大学考古学、古典学与埃及学系助理教授詹妮弗·C. 弗兰彻（Jennifer C. French）等人合著的论文《研究300000—30000年以前的生态变化、社会行为和人类群际宽容的理论与方法论途径》。

　　据论文作者介绍，考古学证据显示300000—30000年前人类社会行为的特征发生了重大转变，人工制品出现了新的类型，传播速度也更快。原材料和人工制品的流通跨越了更远的距离，意味着人类区域流动的规模扩大，不同人类群体之间的互动更频繁、更友好。同时，这一时期自然环境的变化越来越大，说明生态变化与人类社会行为的转变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斯皮金斯等人考察了生态环境对群际选择行为的影响，聚焦于不同生态环境下群际宽容的相对优势与劣势。

　　分析结果显示，在可能出现物种灭绝的恶劣自然环境中，跨越地理界限分享资源的群体存活下来的概率更高、生存状态更好。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分享资源的优势则没有这么明显。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人口数量太少以至于不具备分享资源的可行性。研究人员表示，人类有能力关心自己的家族或当地社群之外的同胞，这是非比寻常的一点——大部分其他生物对自己所属群体之外的同类倾向于采取防御态度。

　　斯皮金斯表示，人们常认为史前时代人类之间充满竞争，而这项研究表明，从长期来看分享资源对所有人都有利，群际宽容对人类繁荣发展十分重要。弗兰彻认为，在我们研究的这个历史时期内，人类的创新增多，文化演进速度加快，此次研究也为相关学术讨论提供了重要启示。

　　（王悠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