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于哲学进步问题的讨论中，科学一向是哲学的比较对象。自17世纪现代科学形成以来，科学揭示了物质世界运转规律，使人类福祉得到极大改善，重大的理论突破和技术创新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哲学界甚至对于哲学是否在进步、取得了哪些进步、进步是否过于缓慢等问题都未达成共识。为更好地了解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学者。

　　学界对哲学是否进步莫衷一是

　　加拿大圣文森山大学哲学教授约翰·L.谢伦伯格（John L. Schellenberg）曾说，哲学家周期性地为自己研究的学科似乎缺乏进步而烦恼。在哲学界内部，哲学是否在进步的问题不时被提起。针对这一问题，美国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大卫·查尔莫斯（David Chalmers）等学者曾对其本国以及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高校哲学系研究人员进行过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在一系列核心性的哲学议题上，哲学家们缺少大规模共识。由此看来，哲学家们对“哲学是否在进步”的问题看法不一，倒也不足为奇。

　　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开篇写道：“求知是人类的本性。”然而，科学似乎无法解释人类想知道的一切，科学的发展还带来了更多的哲学问题。因此，对于大部分将追寻真理视作哲学目标的哲学家而言，哲学的进步问题是重要的。查尔莫斯将哲学的进步问题分解为三个问题：第一是“存在问题”，即哲学是否取得进步；第二是“比较问题”，即哲学的进步是否和科学一样多；第三是“解释问题”，即哲学为何没有取得更多的进步。他将“半杯水”的比喻用在前两个问题上：“半杯水是满的”是对“存在问题”的肯定回答，“半杯水是空的”是对“比较问题”的否定回答。对哲学的进步持悲观态度的人强调“半杯水是空的”，持乐观态度的人则用“半杯水是满的”来反驳。查尔莫斯的看法是，哲学显然在进步，“解释问题”才是最关键的。

　　一直以来，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远多于提供的答案。在有些人看来，这似乎是哲学进步不大的一个表现。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教授克里斯托弗·戴利（Christopher Daly）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受到了人们对于“进步”的定义及衡量标准的影响。一部分人聚焦于问题解决意义上的进步，即一个学科的进步是需要解答重要问题的；其他哲学传统可能采用其他的衡量标准，例如哲学给人们带来了多少安慰。

　　戴利提出，我们可以将哲学分为“大问题”和“小问题”。同样是“哲学是否取得进步”这一议题，如果从“现实或价值的本质是什么”这种“大问题”出发，学界便莫衷一是；而就某一问题的某一种思路在逻辑上是否成立、是否利用谬误（fallacy）或歧义（ambiguity）这种“小问题”来谈，则没有那么多的争议。此外，进步有时是“否定性的”：发现论证中的漏洞，对正确与错误作出新的区分也可能是具有启发性的、有价值的。当然，许多哲学家并不满足于如此小规模的进步，而是坚持哲学应取得更大进步。

　　在戴利看来，科学在“大问题”上的进步有记录可证，而哲学在“大问题”上的进步是零散且存有争议的。“哲学进步速度为何落后于科学”是一个好问题，而“哲学本质上比科学更难”大概不是一个充分的解释。可以说，这两种描述是一回事。这就引出了另一个哲学问题：为何哲学的进步方式不同于科学？这与查尔莫斯的“解释问题”在实质上是相似的。

　　戴利表示，哲学进步缓慢是众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存有争议的不仅是哲学家提出的理论，还有用来支持理论的许多方法和数据。而且，哲学问题具有“纠缠性”：对一个问题的解答常常建立在对其他问题的争议性假设之上。例如，谈到道德，就同时出现了定义问题（什么是道德）、认识论问题（如何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道德）、动机问题（道德为何重要）。每个问题自身都涉及新的问题，形成纵横交错的问题网。

　　应用哲学大有可为

　　讨论哲学的进步问题需要首先明确概念。“哲学”一词可以指关于人类社会或自然世界的一般性问题，也可以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化探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教授丹尼尔·斯托尔哈尔（Daniel Stoljar）对本报记者表示，在历史上的许多时期、在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中，有些问题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它们现今被视为哲学问题。但是，其他许多领域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最初，哲学与科学之间并没有清晰的分界，作为一门学科系统化研究哲学问题是近现代的现象。

　　哲学话题贯穿历史时空，但人们就哲学话题提出的问题取决于特定的认识论条件，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例如，关于身体与心灵之间关系的讨论，在当前经常受到计算机科学、生物学、语言学和逻辑学的深刻影响，在早期则不是这样的。如果承认这种区别，不同时代的哲学家就相同的哲学话题提出不同的问题且意见不一，就不是仅存在于哲学领域的特殊情况，在其他领域同样会出现。斯托尔哈尔表示，在我们这个时代，哲学也能够像其他学科一样，借助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来研究问题。无论是哲学还是其他学科，能够取得进步基本上都源于辛勤工作与好运气的结合，不存在任何“灵丹妙药”。哲学家提出的问题远多于提供的答案，不意味着哲学缺少进步，在所有科学领域里，人们的问题都多于答案。我们也不需要以某种特殊的方式定义哲学的“进步”。人们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有了更多了解就是进步，哲学也不例外。

　　事实上，科学的进步可以为哲学作出贡献。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病学与神经外科教授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在《行为》一书中提出，生物学与社会行为之间的许多联系是非常新近的发现。直到不久以前，大部分人类行为背后的生物学机制并不为我们所知。同样，物理学、人工智能、文化进化（cultural evolution）研究等领域的发展未来也可能为哲学提供新信息、新观点和新证据。从这个角度看，科学从未与哲学“分家”，且将继续作为哲学的“左膀右臂”。

　　哲学与科学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为彼此提供新想法、新数据。戴利建议，为了哲学发展得更好，哲学家无疑需要更加努力，同时应将科学作为宝贵的资源库。科学发现和科学理论影响着哲学，给哲学思考提供重要帮助。例如，关于空间、时间、因果性、动机和情感本质的科学研究改变了科学哲学和心灵哲学。科学的形式方法（formal method）提高了哲学的严谨性和准确性，决策理论和博弈论使人们对与理性、契约相关的道德哲学问题有了更深刻的思考。未来，我们或许可以使用人工智能执行推理任务，但推理模式的形式化将是编程的难点，权重分配也仍将是人类程序员的责任。反之，科学中有阐释问题——如何理解量子理论、如何定义一个生物物种，有整合问题——物理学描述的世界与人类通过色彩、气味、行动、价值观以及人际互动经历的世界之间有何联系，哲学能够帮助解答这些问题。辅助生殖技术的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伦理问题；遏制生态环境危机与所有人的繁荣发展权利时有冲突，解决冲突需要以清晰、有原则、平衡的方式。在这些方面，应用哲学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