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世界银行估计，截至2021年夏季，全球约有9700万人陷入极端贫困，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而另有数据表明，与此同时一些发达国家富人财富总额却大幅增加。面对这些现象，英国牛津大学全球化与发展专业教授伊安·戈尔丁（Ian Goldin）近日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官网发表文章称，不平等正在让世界不断极化，而缩小贫富差距对于世界稳定和繁荣至关重要。

　　不平等侵蚀社会发展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这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全球的发生，“大流行”和“不平等”这两个关键词开始频繁出现在各国媒体的头条新闻上。疫情对国家预算、供应链、教育和工作的干扰，阻滞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落实进程。戈尔丁认为，疫情暴露了全球财富不平等和穷人受到歧视的严重程度。在这种形势下，解决不平等问题的必要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凸显。为应对卫生危机，各国政府和企业采取了在此前看来不可能采取的行动。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在这些举措的基础上，进一步减少世界各地的歧视和不平等现象。

　　在戈尔丁看来，实现上述目标需要各国通过国内政策和国际协调来阻止因疫情可能引发的经济和环境危机。他认为，疫情出现后，财富、种族、性别、年龄、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问题更趋严重。

　　戈尔丁说，在西方，不平等的加剧使民粹主义政客和经济保护主义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一方面，穷人因储蓄较少，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健康状况和经济波动的影响，所以受危机影响最大。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不平等加剧了其他社会经济挑战，包括生产力发展停滞、犯罪增加、人们身心健康状况不佳等。在这些效应的影响下，一些西方民众对中间派政治力量感到失望，转而支持民粹主义势力，并将社会弊病归咎于外国人和全球化。日益高涨的愤怒削弱了西方社会应对关键挑战的能力。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共识的缺席破坏了疫情期间限制出行、佩戴口罩、接种疫苗等措施的有效性，并导致逐步淘汰化石燃料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受到政治化操弄。

　　国际抗疫合作也受到民粹主义的威胁，民粹主义削弱了各国政府与其他国家寻找共同解决方案的可能，导致国际社会难以携手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如气候变化、新冠肺炎疫情、网络犯罪和金融动荡等。如果任其发展，将加剧世界不稳定性，进而破坏经济增长，让财富和分配的不平等情况愈加恶化。

　　戈尔丁表示，疫情发生以来，欧洲的贫困人口增加了10%。在美国，由于疫情迟迟得不到控制，没有足够食物的家庭新增了200多万户。在英国和美国，此前存在的不平等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这些国家的新冠肺炎死亡率位居世界前列。疫情期间，在一些西方国家，低收入人群承受着更加沉重的负担，他们在风险更大的行业工作，在更拥挤的住宅里居住，获得服务和粮食的机会更少，金融稳定性更差，因而在疫情面前更加脆弱。

　　此外，戈尔丁表示，在一些西方国家，没有正式居留权的无证件移民更容易受到冲击。因为他们无法获得医疗或社会福利，储蓄水平也低，如果失业一周以上，他们就会面临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

　　探寻有效减少不平等的方法

　　在戈尔丁看来，减少不平等不仅需要提高收入水平和促进经济增长，还要求人们能够平等获得教育、卫生、能源、互联网和其他领域的资源，并确保每个人获得不低于最低水平的公共服务。在此方面加大政府财政支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戈尔丁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英国对高收入者征收了世界上最高的税率，如果美国今天的收入分配与二战后30年间相同，那么美国底层90%人口的财富总额将比现在多47万亿美元。税收可以为医疗、教育、住房、儿童、残障人士以及其他社会保障领域的公共支出提供资金，通过调整税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不平等。但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英两国都降低了税收，随着财政收入的减少，政府在福利、公共教育和旨在减少不平等的投资方面的支出也在减少。随着政府收入和再分配能力的下降，不平等程度随之加剧。

　　近几十年，英国和美国等英语国家与欧洲大陆之间在再分配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大，后者始终坚持再分配承诺，这一点从用于医疗、教育和社会福利的税收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上就可以明显看出。在欧洲大陆，这一比例比英国和美国高出10%—20%，因此，在疫情发生前，欧洲大陆的不平等程度没有显著上升。

　　戈尔丁表示，如果不考虑税收和政府支出，法国的不平等程度几乎与美国和英国一样高，爱尔兰甚至更高。如果没有再分配，爱尔兰将是34个最富裕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然而实际上，通过采取有效的税收和再分配政策，爱尔兰和法国已将不平等程度降至远低于英国的水平。美国历届联邦政府均未能利用税收和支出降低不平等程度，这意味着美国是所有富裕国家中不平等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即使在不那么富裕的国家，政府的调节政策也能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在历届政府的共同努力下，巴西成功地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目前，较为有效的再分配调节模式已经被20多个国家采用，包括印度尼西亚、南非、土耳其和摩洛哥。即便如此，好的政策仍需要好的政府持续发力。不过要注意的是，在一些国家，政府更迭、社会政策的急剧逆转严重破坏了减少不平等的努力。

　　戈尔丁认为，不平等不是抽象概念。如果要释放社会潜力，并确保建立更有凝聚力和更可持续的世界，就必须解决不平等问题。在他看来，历史的经验说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会影响到因国内和国际政治极化而更加脆弱的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