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自诞生以来就备受争议，在学术和政治层面均遭到质疑和批评。2021年5月至今，美国已有7个州出台了禁止学校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法律或州一级政策，另有16个州正在商讨类似的法案或政策。近几年，“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如火如荼。在此背景下，针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校园禁令激起了新一轮激烈争论，使该理论成为“美国文化战争的新战场”。

　　每年2月是美国的“黑人历史月”（Black History Month），旨在颂扬非裔美国人在历史上取得的成就，使不同种族背景的美国人了解非裔美国人的经历及其为美国作出的贡献。今年2月以来，围绕新一轮的批判性种族理论争论风波，美国媒体和学界展开了大量讨论，使人们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理论的内涵、起源、发展和影响。

　　“种族”的社会性

　　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种思想和社会运动，也是一个法律分析框架。它有两条基本原则：种族是一种社会建构，是文化“发明”出来的范畴，用以压迫和剥削非白人；种族主义是美国法律制度和条文内固有的顽疾，因为它们创造并维持了白人和非白人之间的社会、政治、经济不平等。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代表人物包括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杰出教授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 é Crenshaw），美国律师、法学家德里克·贝尔（Derrick Bell），美国阿拉巴马大学法学教授理查德·德尔加多（Richard Delgado），美国夏威夷大学法学教授玛莉·J. 松田（Mari J. Matsuda），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荣誉退休教授帕特里夏·J.威廉姆斯（Patricia J. Williams）等。

　　批判性种族理论正式出现于1989年。这一年，克伦肖和美国西部州立法学院法学荣誉退休教授尼尔·高丹达（Neil Gotanda）等人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举办了“批判性种族理论工作坊”，首次用“批判性种族理论”这个说法来表明他们的研究位于“批判理论与种族、种族主义及法律的交叉点”。同年，克伦肖还提出了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关键概念之一“交叉性”。它是指种族、性别、阶层等社会范畴具有相互关联性，给个人或群体造成了重叠的、相互依存的系统性歧视或劣势。“通过交叉性这个透镜可以看到权力来自哪里，在哪里碰撞、互锁、相交。”克伦肖说。

　　不过，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至更早的时候，它的直接“前辈”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兴起的批判法学，而批判法学则源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批判法学认为，法律并非政治中立和价值无涉的，而是服务于富裕和权势阶层，使穷人和边缘群体处于不利地位。与批判法学一样，批判性种族理论认同法律固化了已有的等级制度、加剧了不平等。但批判性种族理论认为，批判法学没有批判性地思考“种族”的特殊性。

　　批判与重新思索

　　在克伦肖看来，批判性种族理论是一种观察、处理和解释的方式，它追踪和分析种族概念如何产生、种族不平等如何被助长以及美国历史怎样创造了这些不平等，以至于种族不平等几乎可以毫不费力地被延续，除非人们进行干预。德尔加多和阿拉巴马大学法学教授吉恩·斯蒂芬奇（Jean Stefancic）将批判性种族理论运动称为“对研究和改变种族、种族主义和权力之间关系感兴趣的行动主义者和学者的集合”。

　　1993年，德尔加多和斯蒂芬奇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带注释的参考书目》一文中总结了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若干常见主题。第一，对自由主义的批判。大多数批判性种族理论学者不满于将自由主义作为解决美国种族问题的方法。这种不满有时暗含于文章的结构或焦点中，有时更为直接——以自由主义法学的某一支柱为批判对象，如肯定性行动、中立性、无肤色差别、功绩原则和树立榜样。

　　第二，故事讲述或反故事讲述（又称反叙事）和“给自己的现实命名”。许多批判性种族理论学者认为，种族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是“多数主义的心态”，即优势群体将大量假定、公认智慧、共同的文化理解代入关于种族问题的讨论。有些批判性种族理论学者运用反故事讲述、寓言、轶事等，来揭示这些充斥着权力色彩的观念的残酷性和自我服务性。反故事讲述指的是放大弱势群体的故事、经历和真相，以分析和挑战特权者的叙事。

　　第三，对美国民权法和民权运动进步的重新解读。批判性种族理论家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为何反歧视法未能有效纠正种族不平等、为何种族平权运动呈现出周期性——时而前进时而倒退。有些批判性种族理论家在种族心理学、殖民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政治等其他领域里寻找答案。

　　第四，对种族和种族主义基础的更深刻理解。许多批判性种族理论家尝试将社会科学关于种族和种族主义的洞见应用于法律问题。例如，了解不同环境对歧视的推动或抑制作用，有助于判断“替代争议解决方式”给争议中权力较弱一方带来的是帮助还是伤害。

　　第五，结构决定论。很多批判性种族理论家聚焦于法律思想或文化结构对批判性种族理论内容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结果经常是维持现状。一旦理解了这些约束，人们或许可以更有效地开展种族及其他方面的改革。

　　第六，种族、性别、阶层及其交集。这方面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种族与阶层是否为独立的劣势因素，非裔女性的利益在当代妇女解放运动中是否得到充分体现等。

　　第七，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探索这方面问题的学者关心什么是恰当的分析单元：非裔人口构成一个还是多个群体？不同收入阶层非裔美国人的利益和需求是否相同？所有被压迫的人是否存在共同点？

　　第八，文化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批判性种族理论内部的一个新兴流派认为，非白人增进自身利益的最佳方式是与美国主流文化分离，保留多样性和独立性，对白人和非白人都有利。

　　第九，法律制度、批判性教学以及律师协会中的少数群体。少数群体在法学院和律师协会中的代表性问题，是女性学者和非白人学者长期关注的问题。近些年，很多学者开始寻找新的途径来研究这一问题，其中之一是批判性教学。批判性教学是一种教育哲学和社会运动，它将批判理论及相关概念应用于教育和文化研究中，强调教育和学习并非与政治和权力绝缘，而是可能促进或妨碍社会公正和民主。

　　第十，外界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批评、批判性种族理论的自我批评以及对这些批评的回应。

　　恐惧催生对理论的攻击

　　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这段时间里，美国有一批法学院开设了批判性种族理论课程，该理论还被引介至加拿大、英国和澳大利亚。在影响力扩大的同时，批判性种族理论也不断遭受质疑和反对。2020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份备忘录中要求，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停止使用税收收入资助任何含有批判性种族理论、白人特权等“分裂性”理念的政府雇员培训活动。2021年6月，特朗普发表文章呼吁，美国所有州立法禁止税收收入流向任何教授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学区或工作场所，因为该理论是“极端的、扭曲的、有毒的、反美国的”“近乎心理虐待”，它向年轻人灌输“美国是一个系统性邪恶的国家，人们的心中充满仇恨和恶意”的思想。特朗普的态度和做法为批判性种族理论的反对者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对该理论的抨击一时间甚嚣尘上，其核心观点是批判性种族理论将白人贬低为“恶人”，煽动分裂，威胁国家统一团结。

　　有学者指出，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批评很多时候源于对该理论的错误理解和不当政治化。美国休斯敦大学市中心分校历史学助理教授乔纳森·奇兹姆（Jonathan Chism）说：“现在任何反种族主义的努力都被贴上了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标签。许多抨击批判性种族理论的人并未深入地阅读和研究这个理论，他们的言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基于恐惧——对失去权力、影响力、特权的恐惧，这一切的根源在于他们希望否认关于美国、关于种族主义的真相。”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社会工作助理教授帕特里娜·杜哈尼（Patrina Duhaney）表示，批判性种族理论成为被猛烈攻击的对象，是因为它非常大胆地力求瓦解权力不平衡和压迫性体制。虽然批判性种族理论的研究内容超越了个人或人际交往中的种族主义行为，但相关的大量讨论聚焦于该理论对西方主导意识形态的审视和对白人的影响。欧洲中心主义视白人为优越种族，赋予白人支配性地位，并以此作为对人类世界的普遍认识。因此，任何挑战白人至上“规范”的事物都会引起许多白人的不适和抵抗，他们的防御心理可能混杂着羞愧、信念破灭、焦虑、恐惧、愤怒、迷惑、懊悔、悲痛等多种情绪。

　　英国记者、作家雷尼·埃多-洛奇（Reni Eddo-Lodge）在畅销书《我为何不再与白人谈论种族问题》中就写道，“从权力的角度讲，白人永远不需要思考作为一名白人意味着什么，只要有人提醒他们这一事实，他们就将其解读为一种侮辱”。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用不同的表达来描述白人是如何维持和再创造白人特权、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并将其强加给非白人的。美国作家、批评话语分析和白人研究学者罗宾·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在《白人的脆弱性：为什么白人很难谈论种族主义》一书中谈到，北美白人生活在一个“种族保护”环境中，与种族压力相隔绝。这种社会环境造就了他们对种族舒适感的预期，也降低了他们对种族压力的忍受能力。最低程度的种族压力都会变得无法忍受，引发一系列防御举动，包括愤怒、恐惧、内疚等情绪的显露以及发生争论、沉默、离开产生压力的情境等行为。

　　美国埃默里大学非裔美国人研究教授卡罗尔·安德森（Carol Anderson）在《白人的愤怒：美国种族分裂的未言明真相》一书中通过分析美国历史指出，每当非裔美国人获得社会权力，就会遭遇白人的巨大愤怒和怨恨。杜哈尼对本报记者表示，白人拥有的权力和优势，使他们中的许多人淡化了为种族平等作出贡献的可能性；在批判性种族理论这样的“侮辱”面前，一些人紧握“逆向种族主义”的神话不放，另一些人则诉诸报复或暴力。美国作家、新闻评论员安东尼·卡佩尔·琼斯（Anthony Kapel Jones）将类似的现象称为“白人（对非裔）的鞭笞”（whitelash）。

　　杜哈尼认为，对批判性种族理论的探讨和争论大多发生在美国，但该理论对加拿大亦有重要意义。在加拿大，种族主义的严重程度或许低于美国，但加拿大也有过暴力的殖民历史，对原住民和少数族裔的剥削和歧视尚未消失。有时，白人至上主义狡猾地隐藏在追求自由等貌似正义的“外衣”下，加拿大社会对此警惕不足，没有形成问责机制。为实现批判性种族理论倡导的变革，人们应坚定信念，有意识地打破阻碍社会公正与平等的种族主义压迫性权力结构。如同德尔加多和斯蒂芬奇在《批判性种族理论：前沿》一书中所写，“我们的社会及其中的规则、实践、声望和权力分配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用语言、故事和沉默建构的。但是，我们无需被动接受不公平的、偏向一方的安排。我们可以用文字和话语反对它们，建设一个更好、更公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