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日，《柯林斯英语词典》的编纂机构发布了2022年柯林斯年度词语：“permacrisis”（长期危机）。这是一个混成词，由两个英文单词“permanent”（永久的）和“crisis”（危机）结合而成，意为“长期的不稳定和不安全”。编纂者称，这个词强调了英国和全球持续面临的危机，如政治不稳定、军事冲突、气候变化、生活成本高企，“它十分简洁地概括了2022年对许多人来说有多么糟糕”。

 

　　悲观氛围弥漫

　　《柯林斯英语词典》的出版方美国哈珀柯林斯出版集团语言内容顾问海伦·纽斯特德（Helen Newstead）说，“很明显，今年舆论被危机主导。‘permacrisis’概括了危机一场连一场、不给人喘息之机的状况，我想这能引起每个人的共鸣。今年没有很多值得庆祝的事，年度词语捕捉到所有人此刻的感受”。

 

　　柯林斯学习公司董事总经理亚历克斯·比克罗夫特（Alex Beecroft）表示，“语言可以反映社会和广阔世界中正在发生的事情，而今年，挑战一个接一个。人们在经历了英国脱欧的后续震荡、新冠肺炎疫情、极端天气、政治动荡、欧洲能源短缺后，感觉自己生活在持续的不确定和担忧状态中”。

 

　　英国《卫报》编辑大卫·沙里亚特马达里（David Shariatmadari）说，“‘permacrisis’非常准确地表达出一个又一个前所未见且不受控制的事件给人带来的眩晕感，人们无望地想知道，即将到来的又是什么坏事？”

 

　　《柯林斯英语词典》的编纂机构称，“permacrisis”一词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见于学术语境中，但近几个月使用量激增。从媒体报道来看，“permacrisis”一词真正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是在2021年4月，比利时智库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首席经济学家法比安·祖莱格（Fabian Zuleeg），研究主任詹尼斯·A.伊曼诺里蒂斯（Janis A. Emmanouilidis）和“世界中的欧洲项目”负责人里卡多·博格斯·德卡斯特罗（Ricardo Borges de Castro）在泛欧独立媒体“欧洲动态”网发表的文章《长期危机时代》。

 

　　三位研究人员写道，一种危机疲劳情绪现在遍及欧洲：疫情的终结遥不可及，欧洲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凝聚力、欧洲价值观处在压力之下，地缘政治环境依然不稳定。同时，气候变化和技术创新继续加速，人类社会的未来或将大大不同于以往。许多欧洲人渴望稳定、可预测性，但易变性、不确定性、脆弱性、长时间紧急情况将成为新常态而非偶然。

 

　　入选2022年柯林斯年度词语榜单的其他词语同样展露了西方民众对近期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失望和无力之感。例如，“lawfare”（法律战，指战略性地使用法律诉讼程序来恐吓或阻碍对手）、“quiet quitting”（在职躺平，指在工作中仅履行职责而不过劳，将更多时间留给个人生活）、“warm bank”（取暖银行）、“partygate”（聚会门）等。

 

　　今年，地缘政治冲突致使欧洲天然气“断供”，夏季欧洲严重的高温干旱天气又削弱了水力、核能和太阳能发电能力，加之欧洲电力市场采用边际成本定价，这些共同导致欧洲电价大涨。一些无力负担家庭取暖费用的人只好前往图书馆、画廊、社区活动中心、教堂等具有供暖设施的公共建筑避寒，这些场所也因此被称为“取暖银行”。

 

　　为控制疫情传播，英国政府在2020年3月、11月和2021年1月三次下令，严格限制社交聚会。然而，在禁令有效期内，包括时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内的一部分英国政府官员和英国保守党成员在首相官邸及其他政府办公场所举办了16次聚会。这一系列事件被称为“聚会门”，词尾的“门”取自1972年美国政坛丑闻水门事件。

 

　　危机亦是转机

　　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英语、语言学与哲学系代理系主任尼尔·特恩布尔（Neil Turnbull）谈道，曾经很长时间里，哲学家将危机视作以下这种情形：它将个人或群体推至深思和批判的境地，进而制定出解决紧迫问题的新途径。这个定义源自古希腊语中“krisis”一词，该词有“决定”“判断”“转折点”之意。然而，根据德国历史学家莱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的研究，“krisis”在现代哲学中经历了显著的语义变化，转而指相反力量之间的抵触，它加速了从过去向未来的过渡。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传播学教授史蒂文·韦内特（Steven Venette）指出，“危机是一个转变过程，此过程中旧系统无法再被维持下去”。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斥着危机的经济体系，这一描述正体现了危机的上述含义。由于技术革命使生产力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且资本家追求高额利润，商品供应远超出消费需求，引发生产过剩危机。这也倒逼文化、社会和政治创新，包括20世纪西方出现了福利国家。在马克思看来，随着利润率趋于下降，资本主义终将迎来危机，一种全新的、更好的社会制度将兴起，即共产主义。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史研究中也以类似的方式看待危机。他在代表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出，科学进步不是线性的，突破性的科学思想并非来自日常的、渐进的实验和数据积累，科学革命诞生于“常态科学”之外。

 

　　当前危机复杂多元化

　　特恩布尔说，在马克思和库恩的理论中，危机与进步乃至理想是相关联的，而“permacrisis”意味着一种静止的、持久的困境，并不引向更好的事物。这一概念可借助当代系统理论和复杂性科学来解读。系统是由多个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部分组成的复杂整体，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复杂性思想”的鼻祖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将组织或社会看作可能经历危机的系统。他认为人类现在生存在一个紧密交织的系统网络中，任何一个系统内的危机都将引发其他系统内的危机。早在1999年的著作《地球家园：新千年宣言》中，莫兰就提出过“多重危机”概念：“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只有一个，而是有许多个，问题、敌对、危机、不受控的过程以及地球的普遍危机相互作用、合为一体，构成了‘头号’至关重要的问题。”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欧洲研究所主任、历史学教授亚当·图兹（Adam Tooze）也用“多重危机”来形容当下的世界。今年10月，图兹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文章《欢迎来到多重危机世界》称，当一个问题挑战了我们的应对能力，进而对我们的身份认同构成威胁时，它就变成了一个危机。在多重危机中，冲击各不相同，但它们的相互作用导致整体比部分之和更具压倒性。大流行病、自然灾害、战争威胁、脆弱的西方民主制度、紧张的大国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的巨大生态压力……相比20世纪的危机，过去15年里的危机如此令人不知所措，是因为人们似乎不再能确定单一原因、找到单一解决方案。

 

　　“长期危机”透露悲观心态

　　特恩布尔表示，从“多重危机”到“长期危机”，危机现在似乎被视为只能管控而无法解决的情况。危机变得如此复杂且根深蒂固，可能超越我们的理解能力，任何处理危机的决策都有使情况更糟糕的风险。“长期危机”一词显示出人们对进步失去信心，对自己能够应对什么、能够实现什么产生了一种悲观的现实主义。这指向一个令人苦恼的结论：危机不再是问题，而是顽固的事实。

 

　　然而，也有人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如何对待危机。英国《每日电讯报》官网11月3日刊文《真正的“长期危机”存在于西方文明之中》指出，灾难是人类境况的一部分，战争、疾病、金融危机等现象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许多人感到近些年不同于以往不是因为世界变了，而是因为人变了。人们不再将变化、破坏性事件和意外事件视为生活中必须适应的一部分，而是认为它们不可能、不应该发生；一旦发生，政府应该保护公众。

 

　　文章谈道，“重大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变化是不正常的，正常的生活应该是平稳、顺利、不受干扰的”“每个风险都充满威胁性且难以避免，世界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危险”……当人们开始这样想时，就会变得脆弱、失去韧性。可以说，西方人的世界观发生了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