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合作出版的期刊《社会力量》近期迎来创刊一百周年，连续推出“一百周年纪念文章专栏”。作为“百年老刊”，《社会力量》经历了哪些变化？是否可以从中一窥社会学研究和学术出版的变迁？其发展过程对其他社会科学类期刊特别是社会学期刊有哪些可以借鉴之处？本报记者以该刊9月专栏文章为基础进行了梳理，并采访了《社会力量》现任主编、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教授阿恩·卡勒伯格（Arne L. Kalleberg）。

　　多重因素促成期刊“长寿” 

　　在卡勒伯格看来，创刊100周年是一个回顾与思考期刊历史的良好契机，从《社会力量》的发展史中，读者可以看到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走向专业化的过程，以及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关系，也可以发现学术期刊出版领域的变化。他希望，《社会力量》能继续随着社会学的发展以及学术交流实践与规范的演进而更新。

　　据卡勒伯格介绍，《社会力量》是世界上最早的以同一名称持续出版的社会学期刊之一，现今也被普遍认为是综合类社会学期刊中的“前三甲”。它记录着社会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在主题、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以及学术期刊出版方式的变化，例如，社会学方法论的精炼与完善；社会学与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在学科边界上的变化；在学术期刊出版的规范和实践方面，则从约稿转变为对来稿进行同行评议。他认为，《社会力量》作为一本更“通用”的社会科学期刊，打破了学科藩篱，推动了跨学科研究。

　　技术革新、期刊数目激增、学术成果质量评估工作难度的提升、同行评议供不应求、社会学学科专业化精细化等变化，都给《社会力量》带来了挑战。卡勒伯格表示，《社会力量》的发展史说明了有力的机构支持、编辑部门积极发挥领导力、对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投入和参与社会进步性转向的重要性。《社会力量》“长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机构的连贯性支持。该期刊与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期刊创始人及首任主编霍华德·奥德姆（Howard W. Odum），创建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他主张用实证研究来应对重要的社会问题与议题，后来的历任主编皆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他们继承并推进了奥德姆的构想。奥德姆之后的几任主编使期刊内容所涉主题更加多样化，出版过程更加专业化。理查德·辛普森（Richard L. Simpson）担任主编一职长达二十多年，不仅进一步优化了评议过程，还见证了该期刊研究视野和作者背景全球化的兴起。再之后的主编们使《社会力量》的国际化色彩愈发浓厚，并将出版过程数字化，与牛津大学出版社之间的合作尤其加快了其数字化进程。

　　卡勒伯格告诉记者，一直以来，《社会力量》刊发的文章大多是重点社会问题的研究成果。编辑部门也会采取措施丰富作者构成和内容分布，吸纳了越来越多的女性研究人员和青年研究人员的文章。当前，作者背景已经覆盖全球六大洲，具有鲜明的国际化色彩。此外，期刊的学术出版流程也在不断发展，从约稿制到对来稿进行双盲同行评议，从依靠传统邮政系统到使用电子邮件系统，从出版基于观点的社论到出版完整的实证论文。互联网使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能够轻松地提交和评议文章，这不仅扩大了期刊的全球影响力，也增加了非本土学者发表研究成果的机会。从纸质出版到在线出版，也进一步扩大了读者范围。

　　从专注美国南方问题到走向全球化 

　　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追溯了《社会力量》全球化的过程。在1922年11月出版的第1期《社会力量》上，奥德姆阐述创立期刊是“为北卡罗来纳州作贡献，使该期刊成为南方研究和相关表达的媒介”，致力于“解决当前美国民主的关键问题”，没有涉及美国之外的世界。但现在，《社会力量》的关注点已大大超出美国的范围。

　　库兹曼表示，在创刊后的前半个世纪，统计文章标题中的地理名称可以发现，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占所有文章的比例不到10%，并且有将美国南部与世界其他区域进行对比的狭隘倾向。20世纪40年代的战争冲突让许多人对社会学是否具备帮助解决全球问题的能力产生了疑问，此时的《社会力量》开始关注用社会科学方法应对战争和战后重建问题。到60年代，该期刊有关国际问题的文章开始“为研究世界而研究世界”。例如，发表于1964年的一篇文章认为，南非社会的发展突破了欧美结构的社会学和功能社会学的预设。而在30年代，当《社会力量》第一次提及南非时，只是为了将其与美国南方类比。进入70年代，《社会力量》刊发的文章在标题中使用美国以外地理名称的比例开始上升。这一趋势并非该期刊所独有，其他美国社会学类期刊在同一时期也显示出了类似的变化。

　　库兹曼分析了《社会力量》逐步走向全球化的三个原因。第一，跨国数据集的普及，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民主、食品消费、收入不平等、女性地位等主题。除了大型机构发布的数据集，该期刊还刊登过不少自创数据集的文章。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该刊刊发了一篇对比分析154首不同国家国歌的论文。第二，全球化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兴起。20世纪后期，《社会力量》刊发了不少专门关注世界体系、世界社会、全球化等概念的文章。第三，编辑部有意识地扩展作者来源。近些年来，《社会力量》通过国际学术网络积极征集稿件。例如，2005年6月曾推出拉美社会学学者专区，以“展示不同于美国社会科学界的观点，并对美国社会学的‘地方主义’和‘霸权态度’进行制衡”；卡勒伯格曾在2011年倡议丰富期刊编辑委员会人员的国别构成，让《社会力量》更好地发掘来自不同国家的高质量研究成果。此外，尽管《社会力量》较少直接提供政策建议，但以国际问题为主题的文章探讨了许多世界上最紧迫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经济流动性受阻、移民问题、本土主义反弹、心理健康危机等。

　　不过，库兹曼强调，《社会力量》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进程仍然是不均衡的，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作者比例较小，而且也很少刊发偏离美国社会学范式的文章，以至于非美国作者的文章和美国本土作者的文章区别不大，没有反映带有独特视角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此外，关于美国的研究常被默认为是“未标记类别”，关于其他国家的文章通常在标题和摘要中标明其关注的地理位置，而关于美国的文章通常不会这样做，也不一定会像其他文章那样在涉及跨国语境时充分论证研究案例的选择条件。对此，库兹曼表示，《社会力量》的下一步目标是超越较狭隘的全球化，更深刻地认识社会问题及其所研究的主题背后的跨国联结。他谈道，在21世纪，社会学研究应善于拒绝地理上的排他性，在“熟悉”中看到“陌生”，在“陌生”中看到“熟悉”。这样，社会学研究人员才能充分认识到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