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也在不断加强，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取得了新发展。外国学界同行如何评价近年来中国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发展？他们在与中国学术界的交往中有哪些学术体会？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研究的发展，尤其是加强基础研究方面，他们又有哪些期许和建议？围绕上述话题，本报记者采访了香港大学法律学院政治理论教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前院长贝淡宁（Daniel A. Bell）和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带一路”区域研究中心主任卡塔丽娜·扎基奇（Katarina ）。

　　中国始终重视并正确推动科研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在学术科研方面取得了哪些新发展？应怎样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原因和动力？

　　贝淡宁：我曾于2017—2022年在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担任院长一职，该校致力于加强师资力量建设，目标是使其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与中国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相一致，我们有充足的资源来招聘新员工，并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包括出国留学的机会。这与西方高校的对比是惊人的：除了少数富有的私立精英高校外，西方高校往往需要面对预算缩减的问题，人文学科和纯学术研究领域尤甚。而对我们来说，人才招募才是任务。考虑到山东大学位于儒家文化的故乡，我们聘请了一批有助于向学生传授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教师。同时，我们也聘请了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人员，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研究、国际组织研究等。我们还培养了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生，这将能够帮助全球更多的未来精英们更好地了解中国。

　　山东大学的学术英才制度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教师们被鼓励在中国和西方的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在高水平的学术出版社出版专著。其目标不仅是要提升教师们的学术成果质量，还要提升学校与中国其他高校乃至世界高校的竞争力。因此，教师们积极致力于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我在五年的院长工作中非常努力，而我优秀的同事们比我更努力。我对山东大学的同事和同学们深怀尊重欣赏之情，并期待他们继续取得更多新成绩。

　　扎基奇：中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学术科研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观察中国科学进步的历史演进，我们会发现，它的主要动力是适应新形势、灵活应变、不断完善。对中国政府来说，保持良好的学术科研发展态势一直很重要。中国有过以发展经济、消除贫困为重点的时期，但与此同时，它也始终重视并正确推进学术科研发展。有时候一些发展中国家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忽视学术科研发展，在我看来，这是错误的。受益于灵活、全面、系统又突出重点的科教发展模式，中国目前在相关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一些中国高校在全球高校排名中名列前茅；中国在产出发明专利和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上位居世界前列；中国学者可以在最负盛名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一些中国学术期刊在国际知名数据库中有相当不错的排名。以上这些只是中国学术科研发展成就的一小部分，但却是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的缩影。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中国的学术科研发展道路与西方有何不同？中国在学术发展方面最为突出的经验是什么？

　　贝淡宁：包括山东大学在内，中国的高校普遍非常重视国际化发展，这也是我之前被聘为院长的原因之一。我们聘请了一些有海外教育经历的教师，并资助学生参与海外研究访问项目和海外学习项目。中国高校可以借鉴海外的某些实践案例，来优化自己的做法。但是，国际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在过去十年中，西方思想在知识生产，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特权受到了质疑。国际化已经越来越被视为一条双向的道路——把海外知识带到中国，把中国知识带给世界。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有必要与在当今多极世界中影响力日益提升的全球南方国家加强交流合作。

　　扎基奇：作为一名学者，我的看法可能和我的工作有关。我认为，以良好的科学与教育发展作为支撑，能够实现强劲健康的经济或技术发展。每个环节都是紧密相连的，缺一不可。我相信中国的国家领导人都理解学术科研发展的重要性，他们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这对各个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一个国家永远不应低估科学和科学家的重要性，要尽量为他们提供能最大化发挥作用的条件。

　　以基础研究继续推进学术科研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见证和参与中国学术科研发展的过程中，您个人有哪些学术感悟和体会？

　　贝淡宁：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之一是儒家思想，令人欣慰的是关于儒学研究的学术科研一直在持续。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水平越来越高，也有学者深入探究儒家思想对人们日常生活和道德规范的影响。中国增加了对传统文化研究的经费投入，也有着富于思辨讨论的开放的学术氛围，我相信世界学术界对儒学思想的研究必将迈向全新的阶段。

　　扎基奇：我来自塞尔维亚共和国这样一个相对较小的国家，有时很难参加国外的研究项目或者获得资助机会，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合作。到目前为止，我有幸两次获得由中国提供的资助，并分别在天津和西安这两座美丽的城市学习了一段时间。在此期间，我在感兴趣的领域从事研究工作，同中国的研究人员以及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交流合作，也见证了中国从人文社会科学到技术科学各学术科研领域的发展、成长与提升。令人惊讶的是，中国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在学术科研方面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就。而且，我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成功，还看到了中国学者乐于与国外学者和学生分享知识。大家都很高兴能有这么好的机会参与中国的科研项目，了解更多知识，收获国际经验。另一个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学生很感激有机会来到中国学习，也期待着回到自己的国家将所学的知识付诸实践。对我而言，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繁荣的发展理念。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如何看待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在世界已进入大科学时代这一背景下，您如何看待中国学术科研的发展愿景？

　　贝淡宁：部分西方精英对中国发展特别是科学与高新技术领域发展的负面作用，使得中国更有必要加强国内的基础研究，巩固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实力与独立自主能力。这需要认真思考伦理道德上可取的技术用途，以及如何避免滥用技术，对可能会在未来几十年颠覆我们生活方式的人工智能等领域而言尤为重要。对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乐观，因为我们会为提升科学技术实力而加大对人文科学的资助。我们也需要一个开放的学术氛围，帮助我们思考关于正义与美好生活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科技快速发展带来的变化。

　　扎基奇：毫无疑问，中国学术科研的发展将有赖于基础研究发展的速度和质量，我认为这也是中国呼吁科学家和企业共同努力加强基础研究的原因。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环境比过去几十年更加复杂严峻。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基础研究能起到巩固主权、维护稳定的作用，因为基础研究有助于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石。没有基础研究，人们很难提高生活品质，也很难让美好的梦想成为现实。同时，要认识到发展基础研究是不容易的，除了需要财政保障、对研究人员和学生加强教育引导，以及为参与相关工作的人员提供物质支持和心理支持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要明白，基础研究的突破性进展需要时间和耐心。中国拥有规模庞大的人才队伍，他们可以齐心协力为实现目标而努力奋斗。中国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她可以实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这正是她的一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