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过去几十年，许多大学高度关注全球高校排名，并将其作为推动学术规划和资源配置的依据。但是在这场全球高校的排名竞赛中，有些高校为了提高名次，弱化了本应承担的社会使命和作用，阻碍了学生学习和学者进行创造性研究。近期，高校全球排名出现了新变化，美国部分法学院宣布，它们将不再参与任何商业排名；荷兰的很多大学也宣布放弃全球排名和使用引文索引来评估大学及其教师的表现；中国的一些大学也有类似的声明。甚至还有一些已经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大学拒绝参与商业排名，不再为这些商业机构提供基本的学校信息。与此同时，新冠疫情加速了高校网络课程模式的普及，正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约翰·奥布里·道格拉斯（John Aubrey Douglass）所言，是时候对高校的国际化战略进行重新思考了。

　　道格拉斯认为，大学应该探索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以教学、研究和公共服务为核心，寻求高校内部改革和扩大其与社会接触的机会，并服务社会创新性发展。在这种模式中，研究生产力的国际卓越性并不是大学的唯一目标，而是将其放在社会这个更加广阔的场域之中。与此同时，在后疫情时代，高校要注意提升机构的多样性，以应对多元化的学生需求、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和其他因素。高校的目标是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并不断扩大其社会和经济影响力。

　　过去高校的国际排名除了创造更多收入之外，还有两个主要作用，一是作为潜在的学生择校指南；二是作为大学质量和生产力指标。一方面，排名之争可以形成一种激励机制，重塑大学系统和机构的内部文化；另一方面，排名的指标设计并不完善，导致排名结果背离服务国家与社会的初衷。例如，为了提高本校排名，教师不得不努力争取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因此可能会引发学术造假。而有的学者为了提高引征率，不得不自引或者进行无意义的引用。此外，论文发表需求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掠夺性期刊的涌现。

　　进行高校排名的商业性机构过去一直依靠国际数据库中的可靠性数据进行排名，而这些数据大多由高校自行提供。这就导致高校国际排名的真实性存在缺陷，如高校会为了提高排名而对数据进行“修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公共政策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伊戈尔·奇里科夫（Igor Chirikov）在《高等教育》刊文称，一些大学甚至与商业排名机构签订合同，作为提高排名战略的一部分，这种做法违背了高校排名的初衷。如今，虽然高校国际排名仍是学生择校的指南，但是人们也已经意识到，除了排名之外还要关注大学的发展战略和社会责任等其他因素。

　　道格拉斯认为，高校国际化发展应该朝着更有抱负的方向转型。高校应该与当地的社区紧密联系，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引擎。如今，顶尖的大学应该意识到自己在知识生产、推动创新和培养人才等方面的作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总之，对于那些寻求整体性发展、不断自我完善和希望贡献更大社会影响力的大学，可以考虑新发展模式，尤其在国际排名影响力逐渐弱化的情况下。

　　（赵琪/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