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综合外媒报道 一系列新技术能够操纵和生成图像，这给传统的媒体报道和学术交流带来挑战。特别是近年来出现的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将图片或视频合并叠加，可以篡改或生成高度逼真且难以甄别的内容，引发社会忧虑和信任危机。英国利兹大学哲学、宗教与科学史学院研究员约书亚·哈伯古德-库特（Joshua Habgood-Coote）近日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官网发文称，技术创新并不代表信任的大规模崩溃，而是要求人们更多地从社会视角出发思考深度伪造技术带来的影响以及应对措施。

　　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图片和视频，展示着并未发生过的事情。一些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这引发了关于视觉媒介真实性问题的系列思考，例如，如何确保图片的真实性，伪造的图片和视频会给个人声誉造成何种破坏，以及给未来的历史学家带来怎样的困惑。

　　纵观摄影史，关于视觉媒介可靠性的观点往往分为两类。一种以底片发明者威廉·福克斯·塔尔博特（William Fox Talbot）等为代表。他认为摄影是大自然的铅笔，并且为摄影的可靠性进行辩护。这部分人强调了摄影与绘画的区别，认为“画家旨在创建，摄影师旨在披露”。另一类摄影师则迷恋于摄影媒介的创造性，认为照片与绘画之间没有显著区别。哈伯古德-库特对此解析道，不同的摄影流派有不同的审美。“直接摄影派”注重照片对场景的忠实度，不赞成任何失真的操纵；而“画面派”的摄影方法注重拓展照片与任意可识别场景之间的关系，并陶醉于摄影的编辑性和创造性发展。

　　图片伪造在历史上一直存在。直到19世纪80年代，美国报纸展示的都是从照片上手工复制的蚀刻版画。随着半色调印刷方法的引入，照相制版复制才成为可能。尽管如此，摄影师们仍在不断修饰和处理他们的图片，以增添色彩和生命力。这些技术可能没有完全公开，但摄影师们声称这是“几乎普遍的做法”。显然，美国报纸对照片进行伪造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图片有时可能需要被作为证据来源，而不只用于娱乐消遣。于是，报纸也采取了一些手段解决书面报道造假的问题，例如倡导反对图片美化的社会规范，并批判伪造现象。

　　哈伯古德-库特认为，美国19世纪末的摄影危机表明，“直接摄影派”与“画面派”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人类参与摄影过程是必要的，但不需要以“创造美”为目标。如果人们想要以可靠的图片和视频展现世界的本来面目，那么就需要在制作和传播过程中对光照设定和图像字幕等环节进行可靠的社会实践。人们在依赖任何一项技术时，就隐性地依赖了一整套社会实践。比如，图片的真实性有赖于摄影师获得正确的光照水平，相机设计师使光线能照射到光传感器上，软件设计师将信号转换为数字，编辑不更改任何重要细节。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认识形成一张图片背后的这些人员，但需要相信他们正在参与一种规范良好的图像制作与传播实践。

　　当前人们对于深度伪造的恐慌，实际上是关于摄影的认知和美学角色长期争论的一部分，公众担心缺乏一定的理念和机制应对这一问题。当前的讨论主要是将深度伪造视为一种危险的技术，并试图控制、驯服或者禁止这项技术。哈伯古德-库特表示，深度伪造更多的是一个社会问题而不只是技术问题，其中涉及有关照片和视频制作与传播的最佳实践，以及将图片制作置于更广泛的媒介系统中的最佳方式。水印、监管、检测软件等技术手段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深度伪造的危害，但人们不应忽视社会措施，例如，制定反对伪造的社会规范，系统性地应对深度伪造问题以及为建立有效的公共媒介系统提供充足资金等。

　　（王俊美/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