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透新闻研究所和牛津大学对2020年的全球新闻业进行了调查，并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新闻业的影响进行了总结。该报告对我国“数字新闻”的研究也具有一定启示。

　　《数字新闻报告2020》（以下简称《报告》）的相关调查由舆观公司（YouGov）执行，调查主要考虑了性别、年龄、宗教以及教育人口特征。

　　《报告》的关键性发现

　　新冠肺炎疫情增加了电视媒体、网络媒体消费。在过去9年，路透新闻研究所和牛津大学的调查显示，网络媒体超过电视媒体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但新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冠肺炎疫情显著地改变了上述图景。在英国、美国、德国、西班牙、韩国和阿根廷这六个国家，2020年每周电视新闻消费增加了5个百分点。

　　从2020年1月底到4月初，大约20%的英国人从以网络为主要新闻来源转向以电视为主要新闻来源，上述六个国家的平均水平则为12%。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放弃了网络媒体——社交媒体的新闻消费也增加了5个百分点，这表明人们同时使用电视与网络寻找和分享新闻。行业数据还显示，网络新闻的流量增长强劲。

　　公众基本信任媒体。近些年，一些民粹主义政客喜欢诋毁媒体。这次疫情表明，媒体在告知人们重要信息和形成舆论上仍然扮演重要角色。60%的受访者认为新闻媒体在帮助普通人理解危机方面做得还不错，65%的人认为新闻媒体使人们清楚如何减轻疫情的影响。

　　虚假信息主要来源。报告显示，人们认为社交媒体是误导信息的最大来源（40%）。

　　内容付费趋势明显但不稳定。2020年2月，舆观公司在美国、英国、挪威进行了一项有关新闻付费的单独调查。在这三个国家，大多数付费用户只订阅一个新闻组织的内容。由此，最有影响力的新闻机构品牌成为新闻付费模式中最大的赢家。在美国，有一半的人订阅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在英国，差不多比例的人订阅了《每日电讯报》《泰晤士报》。在挪威，高级报纸Aftenposten处于领先（24%），其次是两张大众报纸VG（24%）和Dagbladet（14%）。

　　许多人因此担心，信息付费导致信息获取的不平等加剧。穷人更加依赖社交媒体和其他低质量的新闻源，有钱人则可以通过付费获得高质量的新闻。

　　传统媒体通过电子邮件、手机通知努力建立与用户的连接。传统媒体努力建立与用户的连接。调查发现，在40个国家和媒体市场中，大约1/6的人每周通过电子邮件接触新闻，几乎一半的人会读大部分的新闻邮件。新闻邮件在老年人群体中尤其流行。手机通知是年轻人喜欢的接触新闻途径，在很多国家呈增长趋势。在过去几年里，播客已经成为提高特定品牌忠诚度的另一个重要渠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数字平台接触新闻。在所有国家中，大约1/4的人喜欢从网站或App上浏览新闻，24%的人从社交媒体浏览新闻，这个比例比之前上升了2个百分点。18—24岁的群体喜欢从社交媒体接触新闻。研究小组认为，在第三方平台，比如Facebook、Twitter、YouTube、Snapchat上建立受众群体非常重要。然而尚未证明社交媒体的环境有利于建立长期关系所需的忠诚度和归属感。

　　播客和音频节目在流行。其中，新闻和政治的播客收听率最高。新闻播客在25—34岁群体间最流行。18—24岁的人更喜欢听有关生活方式和真实犯罪内容。根据调查（Newman 2018），逃离屏幕的渴望或许是现在音频节目激增的一个驱动因素。许多播客创造的深层连接可能会给付费播客和广告驱动的模式带来机会。

　　“阅读”新闻的方式地区差异很大。《报告》显示，平均来看，人们依然喜欢在线读新闻，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喜欢看新闻，约有1/10的人喜欢听新闻。对视频新闻的消费，不同地区间差异很大。

　　《报告》的价值及启示

　　笔者以为，报告为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全球新闻业的变化提供了切实的数据。事实上，通过《报告》我们不仅可以窥见全球数字新闻行业的变化，亦可从中提炼出对国内“数字新闻”研究有启发的领域。

　　对不同媒体类型的信任。重大公共事件中的媒体信任研究并不是新的话题，但新冠肺炎疫情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语境，国内已经涌现出众多研究成果。邵仁焱讨论了媒体在民众和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贾哲敏探讨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2020年1月20日至4月8日）公众的信息需求结构与媒介信息的供给匹配关系如何塑造媒介信任之间的关系，并由此探讨官方媒介与社会媒介信息供给的策略。未来这类研究可继续深入下去。

　　《报告》调查了民众对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的不同信任程度。姚琦等人对社交媒体按照媒体的主体进行了分类研究。他们将社交媒体分为自媒体、官方社交媒体，认为“对官方社交媒体的信任能够促使公众主动辨别网络谣言，但对自媒体的信任不能使公众产生辟谣行为”。目前国内研究还没有从电视、网络、报纸、广播的角度去分析公众的信任程度，接下来的研究或许可按照此思路进行下去。

　　内容付费相关问题。《报告》着重分析了新闻付费问题，讨论了付费订阅是否会造成不同经济阶层新的“知沟”。

　　国内新闻付费订阅仍处于发展阶段，因此目前国内研究更多将视角集中于国外的经验。王敏梳理了欧美付费墙制度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国印刷媒体付费面临的困境；邱广宏探讨了Flipboard的视频新闻付费模式；邵琪分析了《纽约时报》的付费模式；赵文丹对挪威媒体的新闻付费进行了研究。从《报告》显示的数据来看，付费阅读新闻是一种趋势，国内学术研究亦可以跟上。这种跟上不仅是对现象的描述，而且应该以更加深入的视角进行下去，包括对影响受众新闻付费因素的实证调查、对新闻付费与“数字鸿沟”的关注。

　　虚假新闻来源。虚假新闻一直是新闻传播的研究领域，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信息疫情”为国内外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白红义等人对2020年虚假新闻的典型案例进行了梳理。陈昌凤、林嘉琳提出批判性思维缺失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虚假消息大量增加的原因，认为“批判性思维能力对于新闻专业能力、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培养至关重要”。

　　在对比近两年中英文学界对虚假新闻的研究成果后，白红义等人指出，“英文学界不是把虚假新闻当作只有新闻业才需面对的问题，而是将专业媒体、技术公司、新闻受众等都纳入‘对抗’虚假新闻的阵营中。中文学界的虚假新闻研究则有较强的规范性色彩，对策建议类分析有余，而经验、理论性研究不足，在问题意识、研究方法、理论工具等方面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这方面，《报告》提示的“虚假新闻来源”提供了一个研究可能。“公众对虚假新闻意义的理解及影响”“假新闻分享的影响因素”也值得关注。

　　播客消费。《报告》将播客作为单独的一项变化加以描述，这体现了播客在全球媒体发展中受到关注。在目前国内研究中，一部分学者关注了国外播客发展的经验，以期获得有益的经验。辜晓进对《纽约时报》的播客The Daily发展模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张帅在《2020年中国网络音频发展综述》中对本年网络音频行业十个方面的发展进行了分析。黄楚新、朱常华认为，“在澳大利亚以播客为代表的移动音频产品却成为了移动媒体的新发力点”。张建中在《媒体创新时刻：回顾2020，展望2021》中关注全球播客市场，认为“尽管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时听众数量有所下降，但播客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总的来讲，播客的表现好于市场预期”。一些学者关注国内播客的发展。刘艳青在《全媒体语境下国内新闻播客发展路径探索》中对播客的发展历史、全球发展趋势进行了观察，并对国内新闻播客发展路径进行了讨论。

　　总的来说，已有文章对国内播客的研究不多。随着5G网络的普及，播客将成为媒介发展的下一个风口。在此背景下，新闻传播研究可以对播客的发展给予更多的关注，特别是新闻播客的发展。

　　新闻阅读方式。研究小组对人们接触新闻的途径、阅读新闻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国内对这方面的研究亦有，但并不多。笔者以“新闻接触”“受众”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检索到28条结果，大部分研究是对某一区域受众新闻接触行为的研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匡文波关注了疫情对新闻阅读习惯的影响。

　　《报告》详细描述了不同年龄段新闻阅读的起点（网站、App、社交网站等）、新闻阅读的习惯（在线浏览、收听、收看等），这种细致的观察角度值得借鉴。与传统媒体时代相比，数字媒体时代的媒介系统更加复杂。受众的阅读习惯到底是怎样的？不同年龄、阶层之间受众信息接触的差异是什么？受众的新闻阅读路径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传统媒体的转型、数字媒体发展都有价值。

　　（作者单位：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