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传播的主要诉求，是使中国成为一个在国际民众心中可知、可感、可爱、可沟通的国际成员。因此，区分不同的传播对象，是我们思考国际传播问题，并制定不同传播策略和重点的前提。本文主要论述面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在文化传播中，我们可以思考如何用对方更能听懂、更易接受的方式，传播中国文化的独特属性。文化传播，究其本质，是一个“示异”而非“示同”的过程。因此，我们要勇于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展示独特性不是凸显对立性和陌异性，而是在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独特深度、独特思维方式的同时，显示出有着深远传统的文化中国，是一个美好而有深度、可理解也可沟通的文化主体。为此，我们在文化传播中要加强两个认知：第一，要比以往更注重文化传播的“心灵深度”，即会通心灵的文艺传播；第二，要特别重视“有道理的传播”，即中国思维与中国道理的传播。
会通心灵的文艺传播
西方民众认知中的中国文化，以感性化、碎片化为主要特点。也就是说，当中国文化呈现在西方多数人眼前时，仅仅展现了浅表的片段，或者仅仅让那些浅表的片段得到了一定的传播。因此，我们有必要着力于传播中国文化中有深度的部分。如在对外推荐文艺作品时，适当以高雅性或经典性作品作为主要标准，而不应一味追求通俗性或可接受性。
在此前的文艺传播中，一提到中国文艺，代表性的就只有京剧的脸谱行头、川剧的变脸，这些作品或形象固然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但更偏于通俗，偏于一种符号化，无法全面展现一个立体鲜活的中国形象。
让人不安的是，很多获得国际认可的中国文艺形象是由西方人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的，如歌剧《图兰朵》、动画片《花木兰》《功夫熊猫》等。综合来看，这些中国文化的传播和呈现，基本都是浅表的、片段的，而且其中夹杂着大量西方对中国、中国文化、中国人形象的想象。因此，我们要更主动地致力于传播中国文艺传统中有深度、有经典性的作品。
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在异文化中呈现，并最终得以立足，终究要依靠这一文化中的经典的被看到、被读懂、被接受。中国拥有悠久的抒情传统，古代中国的诗歌感情深沉真挚，格调幽深高远，多是感人至深的文艺作品。这些是我们最应该向西方传播的文艺经典。在这方面，我们拥有的资源与西方国家的总和相比也不遑多让。但在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艺经典方面，我们甚至还慢了西方人一步。英国BBC拍摄的《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颇有创意和感染力的方式向全世界（主要是西方世界）介绍了诗圣杜甫。对西方世界来说，无论是杜甫还是曹雪芹，都是陌生的。
我们迫切需要把中国文艺经典感人至深的力量展示给西方世界，获得本就应有的文化尊重和文化尊严。文化的文艺部分必须要能够在更深处感动人，才能够最直观地获得受众深层次的尊重，当然也就能够获得受众来自内心深处的接纳，这样的传播才真正有效。在“感人至深”“打动人心”的基础上，一种文化的特殊性是一定会被接纳的，而不会被看作来自陌异世界的“他者”。因此，我们可以将文艺的传播看作一种“会通心灵”的方式。
中国思维与中国道理的传播
中国传统哲学是中国诸多技艺性领域（如中医、兵法、围棋等）的思维基础，而这些领域恰恰是中国文化特别为人称道（有时在西方思维看来也颇有争议），也常被认为最能体现中国文化独特性的领域。可以说，不深入中国哲学，就无法完全进入中国文化的大多数领域。文艺的传播能够达至“心灵的会通”，而哲学的传播才能使不同文化在思想和“道理”的层面相互理解、相互沟通。
哲学代表着一种文化在思维上的深度，即使诉诸情感的文艺作品，当达到一定深度，也不可能在哲学理解上毫无建树，中国的陶渊明、曹雪芹，西方的歌德、莎士比亚都是如此。西方世界相当重视哲学教育，这也意味着他们对接受不同于西方的哲学是有所准备的。我们自己先要做到“让中国哲学成为中国哲学”，只有这样，中国哲学才能充分展现自己的深度，才能成为西方哲学对话、沟通、融合的对象。关于中西哲学的会通，则是中西方哲学家应共同尽力的领域。
哲学不易大众化，不易通过人为的工作做出成果，但我们仍在两个方面可以努力。首先，无论从官方还是民间层面，都应鼓励中西方哲学家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并尽可能地为这种对话搭建平台。其次，应努力培养兼通中西哲学的人才。传播哲学，传播者最好是哲学家，受众也首先是哲学家，因此，如果我们想主动做中国哲学的传播者，就必须有自己的具有会通中西哲学能力的哲学家。
哲学的传播还关联着“有道理的传播”，这可以保持中国文化的独特性能够真正立足于异文化之中。主要诉诸情感的文艺传播相对容易做到，但让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在“异国他乡”站稳脚跟尚属不易。这就需要找到一种中西方共通的对话和理解方式。“讲道理”是一种平等的、平和的、为任何一种发达文化所共享的沟通（相互理解）方式。中国文化是有道理可讲的，而且多数道理可以用很平实的方式讲出。一般而言，越高深的思想学问，讲出其中道理的方式也就越曲折，但也绝不是无道理可讲，或完全“不可说”。问题仍然在我们自己这里：中国人能否把中国文化说清楚？能否把道理讲得既不是“不可说”或“说不出”，而又不滑入西方话语的解释系统里面（一旦如此，又相当于以西学话语诠释中国文化）。此前，面向西方国家的文化传播效果有所不彰，我们没有把中国文化的道理讲好、讲深。中国文化（思想）的独特之处能够在西方世界真正立足，甚至最终实现本土化，终究是需要我们把其中的道理讲出来、讲明白。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