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80年代的现代公司，将相对不灵活的生产机器、大部分无文化程度的劳动力以及通信运输方面的国际技术创新网络整合为一个中央管理、等级森严、权力巨大的管理结构。在这种环境下，工业制造商一次又一次地屈服于集中大规模生产和全国分销的竞争优势。这些工业企业经历了100多年的社会、政治和技术的革命性变革而繁荣发展，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后受到了挑战。工业企业必须将技术整合到组织框架中，以充分利用知识、创造力，尤其是人力资源的主动性。最终，新的技术和组织结构汇聚在一个新的制造系统中，呈现了一种新的制造企业——敏捷企业，这也是敏捷理论的来源。此后，敏捷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完善与创新。

　　敏捷治理理论的四个发展阶段

　　从最初敏捷理论的起源开始，西方敏捷治理理论的变迁大致历经四个发展阶段，分别是：敏捷制造阶段、敏捷软件开发阶段、信息通信技术（ICT）敏捷治理阶段以及多领域应用敏捷治理阶段。

　　敏捷制造阶段。敏捷哲学始于制造业领域。20世纪90年代，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信息化浪潮势不可挡，越来越强大的信息和通信技术被引入制造工具的范畴。在此过程中，现有的大规模生产制造系统正处于劣势的竞争环境。因此，美国政府提出了《21世纪制造企业战略》，在这份报告中，敏捷制造被首次提出。敏捷制造能够使企业迅速推出全新的产品，可以更好地吸收现场经验和技术创新，不断对产品进行修改和升级。随着需求的变化，用户可以很容易地重新配置或升级他们所购买的产品，而不是进行更换。在这种方式下，产品可重新编程和重构，从一个不断变化的生产系统集成到一个信息密集的制造系统，订单的批量大小也就变得无关紧要。因此，敏捷制造是按订单生产，而大规模生产制造则通过库存开展销售。同样，敏捷制造的质量也在不断进步，从销售时衡量每个零件的缺陷，到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的客户满意度都纳入敏捷制造考虑的范围。在美国学者罗杰·内格尔（Roger Nagel）引入敏捷制造之后，此概念开始引起学术界和工业界的关注。

　　敏捷软件开发阶段。敏捷概念最初是在制造业中得到发展，但最显著的是它在软件开发方面的进步。2001年《敏捷宣言》的发布意味着敏捷思想也开始引入软件工程领域。该宣言是由17名软件开发人员编写的关于软件开发和社会未来的报告，它阐述了敏捷的四种核心价值观和十二条原则。其中，敏捷的四种核心价值观包括，首先，用户和制造者是主要的出发点；其次，软件应该首先运行（即使还不够全面）；再次，协作要比基于冲突的流程更重要；最后，变化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响应性和适应性是关键。从这四个价值观出发，敏捷的设计师为软件开发人员在构建和部署复杂的软件项目时制定了十二条关键原则，这四个价值观和十二条原则建立了一个无限的反馈循环。开发人员需要弄清楚软件应该做什么；应该如何设计；应该如何构建；并同时对它进行测试。快速生成的工作软件是最有价值的结果。随后，用户对构建好的工作软件进行测试，以了解改善整个项目要进行哪些修改，这也为开发人员应该首先修复哪些方面提供指导。在向用户快速部署工作软件的新版本之后，开发人员会收集关于下一步应该修复什么的新信息。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循环需要进行尽可能多的迭代，才能让用户体验更好，这也就意味着反馈循环可能会永远持续下去。

　　ICT敏捷治理阶段。随着敏捷方法在软件开发方面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社会各大组织也开始意识到，ICT作为驱动力与催化剂对更新和实现业务目标的重要性。因此，在ICT领域中提出了敏捷治理，将敏捷方法的价值观和原则运用在ICT治理的传统流程中，形成了ICT敏捷治理。ICT中的敏捷治理是定义和实施ICT基础设施的过程，ICT基础设施将为组织的战略业务目标提供支持，公司由ICT和各业务部门共同拥有，并指导所有相关人员通过敏捷宣言的核心价值观和原则获得竞争差异化战略。本质上，在ICT治理过程中增加敏捷性意味着ICT计划和业务目标之间更高层次的融合，这是ICT治理的前提。然而，敏捷方法在业务环境中的其他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改进公司上市时间和决策制定速度。

　　多领域应用敏捷治理阶段。近年来，“敏捷”理论被多学科领域进行研究，这些领域包括企业管理、土木建筑、教学以及公共管理。实际上，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人工智能、量子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世界迎来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正是此次工业革命的复杂性、分散性和变革性，极大地推动了敏捷治理在各学科领域的应用和发展。以公共管理领域为例，敏捷政府是敏捷治理的表现形式之一。敏捷政府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政府敏捷软件开发、敏捷收购、敏捷项目管理以及敏捷评估。世界经济论坛白皮书（2018）对敏捷治理作出了定义，指出敏捷治理是一种以顾客为中心，具有适应性和包容性的政策制定的过程。换句话说，无论“敏捷”运用在哪一领域，敏捷治理都是对公共价值的响应。敏捷治理使决策的参与主体增多，并允许快速迭代来满足公众需求，从而使该治理方式更加具有包容性和“以人为中心”。

　　探索敏捷治理新模式

　　敏捷治理和其他新兴的研究领域一样，还存在各式各样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

　　首先，敏捷治理与政府组织结构的适应性问题。敏捷治理在政府传统治理模式和结构中能够发挥多大作用，政府内部组织结构的情况不同，敏捷治理的成功率也会产生差异。在传统政府组织结构中加入“敏捷”的方法，组织是否能够适应，以及如何适应才能更好地发挥出敏捷治理的优势是不清楚的。因此，需要有更进一步的研究来探索敏捷治理对政府组织结构的具体要求，甚至有必要对敏捷治理方法所需的社会环境进行更多研究。

　　其次，敏捷治理创新的延续性值得关注。敏捷治理还存在一个延续性问题，当政府领导人发生变更时，敏捷这种治理方式可能会消失，那么伴随的就是技术人才的流失、创新项目的暂停甚至终止以及原有财政支持的浪费等。未来的研究需要解决这种模式的持续性问题，进一步探究是否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进行保障，以及政府的决策是否会导致可持续性的变化。

　　再次，敏捷治理需要更加丰富的实证研究。敏捷治理目前的研究大部分都集中在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对于该模式真正落实到实践中的研究还较少。敏捷治理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从治理实践中观察和分析敏捷治理与传统治理模式的差异，更加深入地了解和掌握敏捷治理的原理、环境、条件、方法以及对政府、其他参与者和利益相关者的影响，这也是完善政府敏捷治理技术的关键环节。

　　最后，敏捷治理的评估研究有待进一步探索。这反映出引入敏捷方法时，需要更多关于组织发生变化的知识和理论。具体地说，政府如何判断治理是成功的？哪些指标适合度量和评估敏捷治理的工作？衡量和评估敏捷性对政府组织有哪些影响？这些都是敏捷治理评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课题，有助于改进敏捷治理的方法和工具。

　　在信息高速发展的今天，敏捷治理作为一种新型且理想的治理形态，是大数据与全球公共管理领域相融合的产物。但想要真正推进敏捷治理，除了需要政府组织的创新和发展，对新兴技术的务实应用，也需要社会与公民的积极配合，进而推动敏捷治理在公共治理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促进公共治理发展，引导公共价值创新，形成敏捷治理新模式。

　　（作者单位：江西财经大学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