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产生于20世纪初，由索绪尔和皮尔斯提出。两位大师各自独立建立了截然不同的模式和系统。20世纪60年代，索绪尔的符号学体系借由结构主义的繁荣而成为显学，但在70—80年代后结构主义产生后，皮尔斯符号学逐步代替索绪尔模式成为当代符号学的基础。迄今，西方符号学研究已经形成了各种理论体系和研究流派。而中国的符号学研究则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逐渐展开。尽管如此，我国在符号学研究方面的迅速发展和进步不可小觑，无论从“质”的方面还是从“量”的方面都取得了突出成就。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科技水平的跃升及全球地位的提高，中国符号学者也应不断追赶国际潮流，坚持引介与本土化齐头并进，在蕴含丰富符号学内涵的中华文化土壤中建立起独树一帜的中国特色符号学体系。

　　构建中国符号学核心概念体系

　　每一种理论在其形成过程中，对基本要素的界定和诠释都是首要任务，其实质是形成该理论的核心概念体系。符号学的核心概念是“符号”。从核心概念出发对符号的结构、符号的分类、符号学的定义、符号学的地位、符号学的作用及符号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进行独到的诠释，是构建中国特色符号学理论的必经之路。研究符号学首先要对符号概念本身作出有效的界定，而我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不甚深入，大都直接接受索绪尔、皮尔斯等的符号概念。核心概念的形成是内在心智世界和外在物质世界辩证统一的过程。人类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以经验为基础对事物和现象进行形象化、概念化和范畴化，进而用符号将之抽象化，储于人类的心智世界。符号将人类的生活实践置于无限的关系网中，其本身则成为关系网的节点，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有机联结在一起。核心概念体系是学术理论科学化、独立化的重要起点，同时是新概念衍生及概念体系化、模式化的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核心概念体系可以为中国符号学提供一套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方案，甚至为人们描摹出一幅崭新的“世界图景”。

　　核心概念体系是学术理论的主干，决定了理论的边界与效力，是理论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源泉。核心概念体系的建构是发展中国符号学的核心任务，必须遵循一系列科学原则，保证概念体系的系统性、模式性、范畴性、预判性和标准性。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最高总结，具有很强的学科关联性。建构成体系且相关联的核心概念，以之为中心辐射出完备的核心概念体系，是中国特色符号学理论的原点。

　　引介国外理论与挖掘本土思想结合

　　自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就开展了对国外理论流派的译介工作。索绪尔、皮尔斯、艾柯、巴特、巴赫金、洛特曼等著名符号学家的主要思想就是在这时引入中国的。几十年来，随着诸多译著的不断问世，我国学者逐步开展了相关思想的独立和对比研究，研究重心多集中在系统阐介和诠释上。国内先后引介了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观、皮尔斯的三位一体符号观与符号分类思想、艾柯的符号代码理论和生产力论、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洛特曼的符号双模式系统与符号域思想、克里斯蒂娃的符号互文性和解析符号学思想、格雷马斯的叙事语义分析理论等。其中，中国符号学者受索绪尔语言符号学思想的影响最大，对语言符号的研究成为国内符号学理论研究的主流。国内学者发表多篇论文论述了语言符号的性质和功能、语码转换、指称和标记理论，成果丰硕。在文化艺术符号学中，我国学者大量译介和探讨巴赫金的复调理论、狂欢化诗学，洛特曼的文本符号学、文化符号学和符号系统论思想。国外电影符号学、建筑符号学、传媒符号学、各种非语言交际符号学以及符号学与人工智能的交叉研究也不同程度地进入中国学者的研究视野。在符号学蓬勃发展的现阶段，中国学者应在充分引介国外前沿理论的基础上，内外结合、融贯中西，从符号定义、符号化原则、核心概念界定、符号学一般理论建构、符号学学科建设、部门符号学研究、符号学跨学科整合研究、符号学应用等视角展开细致而深入的探讨。

　　引介与本土化不可厚此薄彼。符号学研究在我国古已有之，符号学思想早已渗透进古代学术思辨的方方面面。公孙龙的“名实论”，荀子、韩非等人的“正名论”，《易》中“易卦”的符号化，尹文子的符号决定论和符号功能说，邓析的辩论，惠施的历物，老庄的无名无为，墨家的逻辑学，宋人谢绛释“指”，都蕴含着中国古代符号学思想的深邃内涵，汇聚成诸如《指物论》《名实论》《齐物论》《正名》等优秀符号学典籍。另外，在《礼记·大学》《尔雅·释言》《广雅·释言》和先秦诸子的语录中，对符号问题的探讨也均有记载，这些无不是中国符号学研究的宝贵财富。中国符号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华文化孕育着符号学的勃勃生机。我国符号学界应进一步挖掘和整理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典籍中的符号学思想，不断追根溯源，全面梳理中国符号学的发展脉络，展现其发展的各个阶段及其特色、独到的研究方法和取得的突出成就。同时，汉字也蕴含着极大的研究潜力，汉字的发展演进见证了中国古人社会生活的变迁，其独特的符号属性可以复现中华民族丰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补足研究短板

　　现阶段我国学者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研究：跟踪译介欧美优秀学者的符号学思想，阐释和整理已成体系的国外符号学理论；基于索绪尔符号观，语言符号学方向的研究势头强劲；符号学作为一种新的方法论和认知工具广泛应用于部门学科研究，成果丰硕；挖掘中国古代的符号学思想渊源，整合文献资料中的符号学思想碎片，将汉字的符号性研究也纳入中国特色符号学蓝图。然而，我国符号学现阶段的发展仍有许多不足：研究整体仍偏重于系统阐介国外理论流派，而在符号学本土化研究方面略显疲态，有待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符号学理论体系；普通符号学及各部门符号学理论的建构有待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符号学发展方向单一，对文学符号学、文化符号学、艺术符号学、符号叙述学、电影符号学以及各非语言交际符号学的关注不够，无论从研究的深度、广度，还是从成果的“质”“量”角度看，上述部门符号学的发展都远远落后于语言符号学；符号学常以分析工具的姿态应用到其他领域的研究中，方法论属性重于科学理论属性；对古典符号学思想的整理和诠释尚在起步阶段，与国际前沿研究成果未能充分融合；符号学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机制、学术研讨平台、科研院所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资源分配等方面的投入亟待加强。

　　面对当下中国符号学的研究情况，以加快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体系为目标，我们可以从下述方面着手：整合自身优势，注重研究成果的原创性，批判分析现有的符号学理论，建构中国符号学核心概念体系，同时拓展符号学新领域，在发现空白和填补空白的过程中占据领先地位；完善符号学研究布局，竭力开展多元化研究，加强向语言学以外其他学科领域的渗透，不断产生新的交叉学科，充盈符号学体系；提高符号学基础理论研讨水平，从符号学方法在其他领域的应用中汲取养料反哺符号学研究；完善符号学学科体系，大力建设符号学研究基地，充分发挥中国优秀符号学学者的学科带头人作用，加大跨学科人才的培养力度，整合语言学、逻辑学、哲学、文化学、文艺学、美学、文学、人工智能、传媒等领域的学术资源，开展系统化、多样性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继续深化我国古代实物资料和文献资料的挖掘工作，追溯符号学渊源，梳理中国符号学思想的发展脉络，找到与国际符号学进行学术对话的契机，真正以本国“特色”理论进入国际符号学视野，提高中国学者的学术影响力。

　　构建中国特色符号学体系是我国人文科学发展的重要措施，对中国学者跻身国际一流学术语境意义重大，值得我辈竭诚投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网络新词生成与存在的语言哲学研究”（17CYY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