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急语言能力指的是在突发公共事件中提供语言应急援助的能力，包括应急方言能力、外语能力和手语能力。应急语言能力建设已经成为语言学界热议的话题。在突发状况中，让语言不再成为障碍，是应急语言能力的应有之义。语言障碍的核心在于理解与认同。理解与认同的困难导致了语言的乱象——以讹传讹、谣言四起、偏见丛生，小到人与人、人与团体，大到国与国都深受其害。可以说，提高应急语言能力势在必行。

　　现阶段，国内对应急语言服务的研究主要在宏观层面，包括应急语言能力体制机制的建立、相关立法工作、人才储备工作（包括智库建设）等。当前国家应急语言能力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这些宏观方面的思考不可或缺，有助于我们建立起应急语言能力建设的总体框架，并在此框架内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应急语言本体的选择与设计是基础。在这方面，“最低限度语言”为我们提供了可行的方案。

　　简单性和普遍性是重要特征

　　“最低限度语言”（Minimal Language）是世界主流的语义学流派之一——自然语义元语言学派近年来提出的新主张。现阶段主要打造“最低限度英语”（Minimal English）。英语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占据统治地位，在科学、外交、医学等诸多领域作为中立语言。然而，英语本身承载着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深刻印记，并不是理想的中立语言。“最低限度英语”不同，它仅包括250个左右跨语言通译或近似通译的词及其配套语法。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语义基元——全世界所有自然语言中普遍存在的最简单、清晰、无法被进一步释义的词，如I、YOU、KNOW、 THINK等，共计65个；二是普遍语义分子，比语义基元意义更复杂，可以作为其他更复杂概念的解释工具，在各语言中通译或接近通译存在，如hand、 mouth、 blood、the earth、sun、children、men、women等，共约69个；三是对最低限度语言来说实用的词，它们比语义分子意义更为复杂，在大部分语言中普遍存在，对探讨全球性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议题至关重要，如country、 government、capital、 science、the law、health、education、 sport等，共计120个左右。

　　最低限度语言的最大特点是简单性和（近似）普遍性。这两大特性由经过该学派数十年来大规模跨语言文化的实证研究所证实。最低限度语言的主要应用是重构全球交流话语，用最简单和普遍的词探讨国际关系、科学、叙事医学、宗教、伦理道德和历史学等话题。可能有人质疑使用数量如此有限的词能否达到正常的沟通和交流水平。然而，该学派的学者们已经利用这一工具完成了对国际关系话语中的“大国”（Big countries）和“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科技史中的“望远镜”（telescope）、伦理学中的“仁爱”（humane） 等诸多关键词的重新阐释。甚至用最低限度英语重新讲述了“上帝与人的故事”，还原了人类进化史中的若干片段，在国际语言学界形成了一场影响广泛的“最低限度语言运动”。由此可见，最低限度语言具有充分的表达能力，能够满足基本交流的需要。

　　对应急语言能力建设意义重大

　　最低限度语言的使用不是抹杀世界语言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扼杀语言的表现力。它当然不能取代自然语言，而主要是在需要达成人类理解与共识的场景中使用，从而避免争端与误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今天，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医患交流障碍只是语言障碍的一种。一般来讲，医学中的语言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单语环境中，医患交流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医生使用的专业术语往往不被病人理解；双语或多语环境中，语言的障碍更加明显，对母语者而言尚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对外国人更无异于天方夜谭，医患沟通势必严重受阻。同时，患者在病情描述时要大量使用感受描述词，这样的词在不同语言中很难找到对等词。而最低限度语言由于词和语法简单且通译，无论是单语交流还是翻译成相应外语版本都异常便捷，同时不会导致信息在跨语言翻译过程中失真，因此医学是最低限度语言的主要应用领域之一。更严重的语言障碍体现在政府与公民、科学家与公众甚至国与国之间的沟通问题。这种沟通障碍不仅表现在语言本身在跨语言背景下可能产生的误解，更重要的是人们是否愿意用简单、通译的方式沟通。这也是最低限度语言运动最具革命性的特征：它促使人们在表达时选择更简单、普遍的词汇和语法，根本上重塑人们的表达方式和思考方式。我们认为借助最低限度语言来提升应急语言能力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应急场景下最低限度语言使用的意识。最低限度语言运动不仅仅是一种语言学的实践，它更代表了一种思维方式的革新。在需要达成理解与共识的交际场景中，要有意识地建立起一种“元语言意识”，有意识地选择简单、通译的词汇去表达我们的思想。在语言使用之初就摒弃一些带有某种语言文化烙印的词汇，尽量避免使用可能造成误解的、带有某种文化偏见的词。这是一种全球化场景中的语言自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具有的元意识。

　　其次，像普通应急语言服务的建设也需要语言服务人才培养，语言能力知识的普及和培训一样，最低限度语言的使用也需要前期的大量投入和积累。需要组织相关人员对突发事件中信息发布可能使用到的话语进行分类处理，出版相关指导手册和教材。这些信息既包括政府和官方机构发布的通知公告，也包括实用的指导性文件。仍需强调的是，在应急语言服务的场景中，我们希望通过最低限度语言文本和读物的广泛传播和应用，唤醒从上到下的最低限度语言使用意识，让最低限度语言的使用成为一种共识。

　　最后，用最低限度语言传播知识，澄清事实。我们要善于使用最低限度语言传播科学知识，树立科学意识，完成对公众的启蒙。科普材料的编纂要尽可能使用最低限度语言。这样的科普文本能更容易地翻译成各国语言，能够在国际科学传播中发出最强劲的中国声音。由于最低限度语言的简单性和普遍性，即使在一些医疗和教育水平欠发达的国家和群体中，也能保证上述信息被准确地理解，而不产生任何偏差。对世界各个族群的普遍和平等关注，是一个大国应该具备的责任与担当，最低限度语言在这方面将有所作为。

　　最低限度语言运动仍然被很多人认为是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宏伟规划。但我们坚信这一运动思路的正确性，也相信随着它的发展会进一步完善整个体系，出现最低限度汉语、俄语、法语等。最低限度语言运动在现实操作层面仍需要艰辛的探索，但其出发点是唤起人们理性沟通的渴望，在全球化的今天减少偏见与误解，达成理解与共识。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