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现代语言学建立以来，始终存在着“西方中心主义”，往往是西方学者基于印欧语提出的语言学理论被汉语学者奉为圭臬，并被“自觉地”在汉语中验证其适用性。早在1986年，吕叔湘就曾经指出：“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如今，30多年过去了，这样的情况不仅没有改观，而且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总结汉语在西方中心主义视角下遇到的类型学困境，最基本的一点是定义困难——西方学者常常基于“互通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标准，认为汉语各方言间无法互通，因而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一个语族，包括了多种语言。这种定义困难可以追溯到对于口语与书面语（文字）之间的关系的认识。
重新审视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般被认为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之作，该书在对待口语和书面语的问题上开宗明义，指出“书面语存在的唯一目的是记录口语……口语第一性，书面语第二性”，由此限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仅仅是口语，而不包括文字。置于印欧语的语境之下，由于印欧语皆采用拉丁字母，文字记录音素但是不能直接表意，该论断似乎是完全成立的。但是，如果将其放到我国的中文语境来看，这一观点既偏离了历史事实，又缺乏现实解释力。
从历史来看，从古到今，欧洲各民族有不断分化的趋势，而民族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口语互通性的认识——“我们语言不相通，自然不能认为我们是同一个民族”；有了民族语言意识之后，欧洲各民族纷纷借用了拉丁字母并结合本民族语言的特点加以改造，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所以，对欧洲各民族而言，口语的差异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且主导了文字的创制，大致可以概括为“口语—民族认同—文字”的模式。然而中国的情况却遵循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秦统一六国时，境内不同地区的口语是无法完全互通的，而“书同文”一举实现了文字的统一；在后来中国分分合合的历史中从来没有放弃过汉字，不同地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使用的口语形式各不相同，可以说是汉字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而统一的口语语音形式却是直至20世纪后才大规模推广，并且这时的统一也以字为基本单位。因此，中国的模式可以大致概括成“文字—民族认同—口语”，假使脱离文字只考虑语音形式的话，汉语甚至难以被定义。
同历史紧密相关的是文字的性质。世界上已知的最古老的文字系统，包括古埃及圣书字、苏美尔楔形文字及中国的甲骨文都有鲜明的象形性——每一个符号都可以直接表意。然而，只有汉字连续发展到了今天，保留了最初的表意性，圣书字和楔形文字皆因为文明的中断和更替被腓尼基人发展成了辅音字母。腓尼基字母正是所有拉丁字母的源头，因此拉丁字母均是单纯记音的，没有任何直接表意的功能——事实上，汉字是目前已知的世界上唯一一种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文字的不同性质直接影响了语言的不同演化路径：在欧洲国家，文字是专门针对口语的发音而创制的（在拉丁字母的基础上改造的），在口语发生变化时，官方便会及时颁布正字法（orthography），以保证文字与口语相适应；同时又因为文字没有直接的表意功能，在吸收外来词时只需要用字母直接记录外来词的读音即可。汉语的情况可谓截然相反，直到20世纪以前，所有关于语音的记述，包括音韵学的所有著作，都是以字为中心的，要想明确知道某字在某时某地的准确发音极为困难；在吸收外来词方面，又因为汉字天然的表意特征而不得不考虑字义，导致的结果是“德律风”这样的纯音译词最终往往让位于“电话”这样的意译形式。
重视文字对语言的作用
当前对于语言的类型学认定同样有浓厚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在现代语言学中汉语经常被作为“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的代表，不像印欧语有发达的形态标记和屈折变化（inflection）表达性、数、格、时、体、态等语法范畴，结构上与非洲中西部的一些语言、克里奥尔语甚至手势语相近。这种分类方式并没有考虑汉字的多义性和汉语语法演化史。由于欧洲语言的文字是直接记音的，口语中出现的屈折变化也就可以直接被记录下来；然而即使汉语口语在上古时期是存在屈折变化（如破读）的，但是由于汉字不能记录下这些具体的语音形式，我们看到的事实是这些形式在历史长河中逐渐简化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汉字字义的衍生、扩展和虚化，所谓“虚词”便这样产生了——虚词纵使有语法功能，其虚义与实义之间一般有可见的联系。当前的类型学分类一方面忽略了古汉语中确实存在的屈折变化，另一方面也忽略了汉语与非洲语言/克里奥尔语/手势语在符号的多义性上存在的显著差异。现代汉语与非洲语言/克里奥尔语/手势语都不依赖形态变化来表示语法意义，一个个语言符号线性排列起来就能组合成句子。产生这些问题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在语言学研究中一贯无视文字，自然不会考虑文字对于语言的影响。如果考虑到符号的多义性、文字的性质及其与语言的关系，鉴于汉字是世界范围内唯一一种使用至今的自源文字，并且其表意特征对于汉语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恐怕汉语只能在类型学中单列一类。
提倡“字本位”的研究思路
综上，“口语第一性，文字第二性”这一论断在欧洲语境中是完全适用的，但是汉语和汉字之间的关系却更接近相反的情况，而现代语言学理论恰恰是建立在这一论断的基础之上的。这对于欧洲学者来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语言学学科历史的原因，西方话语主导了普通语言学，在这种话语中，汉语不可避免地成为了难以被定义的神秘存在。
必须特别指出，西方学者对于汉语的特殊性并非全无了解，事实上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还特别提到了“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美国著名汉学家罗杰瑞（Jerry Norman）更是在其著作《汉语概说》中解释道：“汉语，特别是它的书面语，一直是这个文化统一体（中国文化统一体）的最有力的标志……还有一个事实是，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显然对口语不感兴趣，尤其是语言变化特别显著的地方……”西方尚且有如此有识之士，中国学者大可不必唯西方马首是瞻。赵元任、吕叔湘、王力三位先生都提到过汉字对于汉语研究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徐通锵、潘文国等学者大力倡导“字本位”的研究思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我们认为“字本位”是在普通语言学界破除西方中心主义、树立中国话语的可行思路，相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汉语学者将不再“跟着西方转”。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汉语中的主宾转换现象和状态改变构式研究”（20FYYB043）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