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叙事传输（Narrative Transportation）理论，当人们被“传输”进故事当中的时候，注意力会完全聚焦于故事本身，信息分析的过程会转变为“叙事驱动”的模式。好的故事可以减少听众的负面认知反应，通过临场感增强体验的真实性，从而增强听众的认知参与感和情感参与感，促使其改变现实中的态度和信念。因此，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好的“国家故事”可以在叙事过程中载入象征性信息，将故事与更广泛、更深入的价值联系起来，从而增强故事的“说服力”，对其他国际行为体的认知与行为产生影响。

　　符号建构对国家叙事意义重大

　　国家叙事的形成需要依赖有效的符号建构作用。符号的使用关涉权力，是建构和重构特殊的主体性以及排除其他主体性的媒介和场所；符号具有关系性的结构特征，所体现出的差异性和相关性能够建构特定的意义体系。利奥塔（J. F. Lyotard）提出，现代社会是一个靠“掌握不同财富和文化资本的个人或集团之间的语言游戏”而构成的整体，语言游戏将相互分裂或对立的各个成员或派别联结成一个符号性的社会整体。因此，理解作为“符号性社会”的国际社会也需要依靠对“语言游戏”的分析和解剖。这也解释了“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一定程度上说，整个国际社会就是基于行为体间相互关联、相互转化的语言游戏而构成并不断再生产的。

　　基于对国际社会和行为体间互动方式的符号性认识，“国家”不再仅仅是客观的物质性实体，也是一系列自律的符号系统。在“讲故事”的过程中，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使用特定的符号来隐性塑造相关规范与观念，以引导国家行为体之间达成某种共识与信赖关系，而作为符号系统的国家形象也在这一协商过程中得以传播。正如利科（P. Ricoeur）所言：“叙事是人类存在的根本意义所在。”国家行为体可以通过叙事建构自我身份与形象，在此基础上理解自我与他者的关系，进而发起有意义的行动。“讲故事”是国家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方式，一国的主导性叙事往往能够引导其他国家行为体从特定的角度理解其行为，而共同的故事情节则有利于唤起人们对未来的共同愿景，勾勒出实现这一愿景的蓝图，并确定沿途的关键里程碑。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叙事也是促进国家行为体之间知识共享、构建合作基础的重要工具。好的故事有利于建立信任关系，传递隐性知识，并最终建构有效的情感联系。国家叙事的本质是通过分享和传递知识传播国家形象，最终在一般性的国家行为或者特定国家战略的执行过程中，有效达成行为目的。从这一意义上看，“讲故事”的能力应被看作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形象的传播需要通过一系列的符号叙事，以塑造、传达特定的意义框架。

　　国家叙事向多模态转向

　　随着现代传媒技术的发展，“符号文本”的形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传统社会中，书写符号的出现使语言文本垄断了意义表达的渠道。而在现阶段的“视觉年代”，视觉符号正在超越语言符号而成为文化的主导形态。在现代社会，国家叙事的环境不再仅仅依赖言语实践，很多时候也需要依赖网络、电视、新媒体等方式的多模态传播。如彭亚飞所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和公民意识的觉醒，图像日渐成为现代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典型文化表征和大众文化生产方式。而随着图像影视文化的日渐成型与发展，整个世界可以在图片和电影中得以呈现——世界变大，也在变小，人们的认知受到框定，从而导致新的见解和意义的产生。

　　对于国家叙事及国家形象传播研究而言，克雷斯（G. Kress）和范柳文（T. van Leeuwen）所发展的社会符号学理论，从“多模态符号”的角度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分析视角和框架。韩礼德（M. A. K. Halliday）关于“语言作为社会符号”的思想以及他所提出的“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为社会符号学的发展打下基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创立，并在2000年以后得到全面发展以来，社会符号学理论一直是一种关注意义和传播的社会理论。在社会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中，具有不同意义承载能力的符号资源被符号制造者使用，以服务于特定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定社会需求。

　　社会符号学理论框架依赖于四个基本理论假设。第一，社会符号学认为，意义制造的过程与方式总是多模态的，除了言语和书写形式之外，意义的生成还借助于图像、音乐、三维物体以及人的动作、目光、姿态等多种模态，所有这些模态都有可能为所建构的意义作出同等贡献。第二，社会符号学认为，符号资源是人们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使用的，社会语境塑造了那些“可用于意义制造的符号资源”，并决定了这些资源的选择与配置方式。因此，克雷斯提出，讨论多模态符号资源在意义制造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首先需要探索不同模态之间在“表达观点、立场、态度、事实”方面的不同潜力，即不同模态的符号选择是为特定意义表达需要所服务的。因此，在社会符号学中，符号制造被认为是一个社会过程；“符号、模态和意义制造被视为相对流动、动态和开放的系统，与符号使用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第三，社会符号学提出了“动机化符号”概念，指出人们在“制造”符号的过程中，会在特定的社会语境中重新呈现、运作、安排最符合需要的符号资源，以满足其在特定时刻希望重新表达的特定意义之需求。因此，在社会符号学的多模态分析中，形式（即能指）与意义（即所指）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基于索绪尔意义上之“任意性”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动机性”。第四，社会符号学认为，符号制造者的“兴趣”引导着其对于符号资源的选择。根据克雷斯的解释，作为社会符号学术语的“兴趣”被定义为“在与其他社会语境构成要素的相互作用中，个体在特定时刻对于自己与某一对象或事件之关系的真实阐述、表达”。

　　用多模态符号讲好中国故事

　　国家叙事以“符号文本”的形式表征，具有情节、时间和意义向度。而随着符号文本形式的“多模态转向”，对国家叙事的研究必须对“多模态叙事”予以更多的关注。比如，作为视觉符号，对图像的解读是发现意义的过程——图像与事物之间存在着表征与被表征、理解与被理解的关系，在受众与图像间的互动中加以体现。因此，在国家形象的建构与传播过程中，必须更多地关注视觉符号在国家形象生成与传播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何有效综合运用语言、文字、图像、音乐等多模态的符号资源建构高质量国家叙事模式、讲好中国故事，是现阶段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今天的国际传播语境中，国家叙事往往具有多模态特征，在叙事过程中可以综合使用文字、图像、声音等多种模态的符号资源。同时，现代媒体的广泛使用，使得多模态的国家叙事更加通俗化，更具传播力。

　　当今国际社会围绕话语权的争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叙事之争”。因此，面对当前国际政治话语场的复杂语境，我国应有效利用多模态符号资源和媒体资源，充分利用话语技术，建构、传播我们自己的话语，讲好“多模态”的中国故事，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形象。

　　（本文系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齐鲁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建构研究（21DYYJ05）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