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文本（Literature Text），或因文献刊刻版本不同、传抄过程中辗转引用，或因编修者的编修宗旨不同，流布方式多样。因此，文献文本经过不同时代不同作者的训解与修订，或同一时代不同作者的修订与改编等方式，产生了多文本现象，尤其是同一文献的多文本、多途径传播。其中，不同版本用字、用词及句法所形成的文本异文，记录了语言变化的某种线索，成为我们了解语言文化历时演变的宝贵文献。这里所说的文本异文，特指那些不同版本、引文或注解文中的同义异文。不同版本（含原本与修订本）、不同引文（各个不同时代）、注解体释文、文白不同语体用词等，造成了同一概念在词汇上的用词差异，因而同一概念可以用不同词表达，形成大量异文（同义替换关系、新旧成分并存现象）等。以“异文”为线索的多方阐释，已成为语言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同时也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文献文本比较法基于文献多文本语料的丰富性，在多版本之间综合比较，成为词汇和语法的一种研究方法。

　　基于同质非共时文献文本的比较

　　以元明清时期为例，这是汉语历时发展中较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同一文献多文本语料现象丰富，是我们从事语言研究的“富矿”。借助同一文献多版本的异文比较，以其中的语言现象为基点，通过大量的语言事实比较，可以发现元明清时期的汉语文献有用字的正与俗、语体的通语与方言、地域的南方与北方差异等多种变化。这些变化也正反映了元明清官话变化的特点和规律。

　　比如，《元刊杂剧三十种》与《元曲选》两者之间是一种同质而非共时的文本。前者是由元代的作者群分别创作而成，后者是臧晋叔将元人剧作收集编订，其始源性的文本多源。将《元曲选》与《元刊杂剧三十种》十三篇相同剧本中相关片段用字、用词、句式上的异文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元曲选》所预设的听者与读者对象、表达习惯、语言风格等都有特定的宗旨。具体表现为，书写用字中的同音字尽量统一正规，选择趋雅的常用词替代民间俗语，语言表达远比《元刊杂剧三十种》正统文雅。这反衬出《元刊杂剧三十种》语言的通俗性、口语性特点。同时，《元曲选》中使用了明代新产生的语言现象；也出现了明代兴起语言现象对元代常用成分的替代用法。比如，假设助词“时”的再次起用，替代了元代的“呵”。而元代新出现的语言在明代普遍使用等现象，在《元曲选》的异文中得到体现。

　　基于教科书的文献文本比较

　　元明清时期，海外汉语教科书存在各种关联的多文本，是该时期十分重要的研究文献。文本异文揭示了词汇、语法发展线索。比如，《老乞大》元代文本的“大都”到《老乞大新释》（1761）中的“北京”，名称随时代变迁而变化。一批批这样的对应词汇，反映了元明清不同时期的词汇变化。而《训世评话》（1743）中文白对照的两种语体，具有兴替关系的文言词与白话词一一对应，为研究元明口语词义的演变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英国人威妥玛所编《语言自迩集·谈论篇》（1867）对《清文指要》（1789）的汉文部分全文进行了基于北京官话的改编，该文本其后又分别被日本人、朝鲜人改编为日本、朝鲜学习北京官话的教材，这也提供了研究早期北京官话词汇和句式的参照文本。而《清文指要》从满汉合璧到北京官话的汉语改编产生了多个文本，如日本人广部精编《亚细亚言语集·谈论》（1881）、日本人福岛九成编《参订汉语问答篇国字解》（1892）、朝鲜人宋宪奭编《自习完璧支那语集成》第六编《谈论》（1921）等，揭示了汉文部分汉译过程中展现出各种现象的不少线索。

　　《官话指南》（1881）从北京官话文本到南京官话文本，再到沪语《土话指南》（1889）和粤语《粤音指南》（1895）的对应翻译文本，将清末官话与方言词语间的对应关系一一展现。在《官话指南》与沪语、粤语改写本中，词汇的同义表达内容丰富。而官话与方言逐句对译文本，也为我们学习方言、了解方言打开了一扇门。这种不同文本词汇间的地域差异，揭示了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历时兴替变化的交互关系。正是这些多文本语言现象之间的对应比较，为研究语言变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基于小说的文献文本比较

　　明清本土白话小说《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儿女英雄传》都有不同文本。如《金瓶梅》的词话本与崇祯本在内容上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在用字方面：前者多用俗字，后者多用正字，体现了用字上俗与雅的不同风格。比如，表示“吃食”“遭受”“被动”“原因”等义，《金瓶梅》词话本中“乞”字与“吃”字混用，但是《金瓶梅》崇祯本在词话本用“乞”处基本上是用“吃”字。当词话本用“乞”时，表示“吃食”“遭受”“被动”“原因”“乞求”义的词在用字上无别，崇祯本中的改动则是表示“吃食”“遭受”“被动”“原因”义的词在书写形式上表现为“吃”字，表示“乞求、求取”义的词在书写形式上表现为“乞”字，通过记录文字的差异区分了截然不同的词。这种现象在《水浒传》三种版本中也有类似的表现。其容与堂本、天启刻本中表示“吃食”“遭受”“被动”“原因”“乞求”义，“乞”与“吃”混用，而贯华堂本中表示“吃食”“遭受”“被动”“原因”义基本都用“吃”，表示“乞求”义基本都用“乞”。这反映出，《金瓶梅》词话本、《水浒传》容与堂本、天启刻本用字从俗，而《金瓶梅》崇祯本、《水浒传》贯华堂本用字从雅，构成不同文本在文字使用上的雅俗分野。

　　《红楼梦》版本众多，程甲本（1791）和程乙本（1792）两种印本相隔仅70天，乙本改甲本的文字，字数就达19568字，其中前八十回即被删改14376字。刘宝霞逐句调查《红楼梦》前80回的庚辰本、程甲本、程乙本词汇同义异文，找出其中常用词的同义异文，参照同时期满汉教科书《清文指要》和汉语教科书改编本《语言自迩集·谈论篇》两个文本之间产生的异文以及汉语教科书《官话指南》南北方版本的使用情况，认为庚辰本和程甲本，通语层面、南方话用法多一些，而程乙本常用词则偏向北方官话。因此，程甲本和程乙本在常用词的使用上有南方官话与北方官话的地域特征差异。

　　基于译作的文献文本比较

　　古希腊《伊索寓言》很早便在世界范围内流传。明清时期以《伊索寓言》为代表的寓言故事也渐次传入中国，甚至被翻译为学习汉语的教科书，有文言文译本和白话文译本。在文言文译本中，英国人罗伯聃和他的中文老师蒙昧先生翻译《意拾喻言》（1840）共82则，日本明治汉语教材北京官话《伊苏普喻言》（1878）共237篇，张焘辑录《海国妙喻》（1888）共70则，梅侣女史（裘毓芳）在《无锡白话报》连载白话文《海国妙喻》（1898）25则，林纾等人翻译《伊索寓言》（1903）共300则。它们的相关篇目也很清楚地展现出从文言、浅文言到白话文翻译进程和南北官话的语言变化线索。所以，同一母题不同时期的文本比较，为历史语言学研究打开了一扇门，我们应该敞开胸怀去拥抱它们。

　　在文献文本的变化中，文本之间存在本源与衍生、关联与变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其间的差异或为地域、历时、语体等因素，甚至是作者语言的个性差异所致。语言表达的每一条异文，都能显示出词汇或语法的发展线索。这能让我们从单一文本的静态研究，走向多文本的动态比较研究；也能让我们在不同单行本中找到版本之间的关联性、变动性和相互性，使看似“无用”的整理工作成为“有用”的研究之源。此外，我们还能够从中发现语言发展和语言接触的特点。正因如此，它们提供了语言历史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线索，增强了人们对语言现象观察的问题意识。通过大量的材料比较，一条条规律因此得以呈现，使不少依据单一文献时隐含其中未易察觉的现象被揭示出来。文献文本比较法拓展了关于语言变化的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使可利用的材料不断增多，使可考虑的问题更加丰富，逐渐成为我们探索语言发展变化的一个新的视角。

　　（作者单位：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