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论（the theory of Divine Illumination）是自然主义兴起之前最古老、影响最深远的一种关于心灵和知识的理论，是解释人在上帝之光的照耀下通过理智活动获得真理的理论。光照论在拉丁世界曾风靡一时，对整个基督教哲学和西方近代哲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在13世纪不满百年的时间里，光照论由盛及衰，其核心被一次又一次消解，每一次解构都导致了其内在结构的分裂、内容的窄化和解体。理性将神圣之光拆解，自然主义径直而入，中世纪神秘主义迷雾逐渐被驱散，自然主义的认识论为现代性的发展开辟出道路。令人费解的是，在基督教哲学内部信仰不衰，而秉持神圣之光的知识论为何却受到了激烈的批判？美国学者马罗内（Steven Marrone）的解释颇有道理，他认为虽然13世纪的科学知识与现代以实验、数学和统计为基础的科学截然不同，但是科学的思想已经在彼时被酝酿和孵化。任何传统在适应时代迅速发展的时候，都不得不抛弃一些固有的甚至主流的意识形态，光照论所经历的兴衰正是当时的经院哲学家们强大理论创新力的见证。在捍卫和批判之间，新的理论范式获得成长，为14世纪认知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和动力。

　　光照论的形成

　　光照论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首先，它是基督教信仰之下的一种认识论，与基督教神学和哲学息息相关；其次，它的发展、完善和衰落都发生在中世纪，几乎所有中世纪的哲学家、神学家都有过相关论述，是当时主流的知识传统；最后，它在奥古斯丁主义的认识论中居于主导地位，是中世纪盛期奥古斯丁主义者的核心标志。古希腊以降，主要哲学家都不断追溯“光”这一主题在理性认知中的进化和发展，传统认为光照论植根于古希腊哲学传统，用光照和视觉的隐喻来解释人类的认知活动源远流长，尤其是在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传统中。柏拉图的“洞喻”“日喻”“理念论”，连同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说”和“光喻”共同构成了光照论的理论源流。《圣经》对“光”也格外关注，其经文中有大量对“光”的论述，在古代教父时代，以亚历山大里亚学派（Alexandria School）为代表的教父对“光”进行了丰富的解读，也为光照论提供了思想资源。

　　经由《圣经》和古代教父对“光”的诠释，光照论在教父哲学集大成者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的作品中建构成形。奥古斯丁在《论教师》中独具一格地使用符号学发展了柏拉图《美诺篇》中的知识论，改造了柏拉图的“回忆说”（anamnesis），发展了关于记忆（memoria）的理论，认为记忆是神圣光照照耀而得的知识库。记忆代表着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关于光照的描述散落在奥古斯丁卷帙浩繁的作品中，光照的主题贯穿了奥古斯丁毕生对认识自己和认识上帝的探索，他隐喻性的语言风格为后世留下了巨大的阐释空间。

　　学界普遍认为，奥古斯丁的光照论是其哲学思想中最难以理解和解释的部分，因为围绕光照论有太多意义不明的地方。奥古斯丁并没有形成关于光照的系统理论。到了13世纪，在亚里士多德主义知识论的冲击和推动下，波那文图拉（Bonaventure）才系统发展了光照论。波那文图拉认为，神圣理智和受造理智在认知过程中共同作用，神圣之光（lumen superius）、理智之光 （lumen interius）和认识对象的可理解之光（lumen exterius）交织在一起，人才能获得确定的知识，由此将光照论从真理论和心灵哲学两个方面进行发展和完善，建构了完整的认识论体系，并成为方济各修会的知识传统。然而，在之后的百年间，光照论虽然依然是拉丁世界认识论的主流，却不断遭到挑战和质疑，面临严重的理论危机。

　　光照论的解构

　　对光照论衰亡原因的探讨一直是中世纪认识论研究的重要议题，争议巨大，迄今仍没有定论。如果将奥古斯丁的光照论和13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对光照论的阐释和发展进行比较，我们不难发现，拉丁中世纪的哲学家对奥古斯丁所建构的光照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解构。实际上，虽然光照论最早由波那文图拉完善，但是对光照论的解构也肇始于波那文图拉，正是他解构式的阐释引发了13世纪持续不断的对光照论的批判。

　　从奥古斯丁的文本中我们可以归纳出光照的五重功能，分别是赋予认知能力、提供认识内容、参与认知过程、保证认知的确定性及提供关于上帝的知识。波那文图拉吸收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认为我们能够从感官知识中获得信息，但不能得到清晰确定的知识。为了应对认识对象的流变性和认识主体的易错性，他提出受造真理（created truth）的变化不是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那么，为了获得确定的知识，就必须转向神圣之光和神圣真理。神圣之光赋予认识主体不出错的能力，神圣真理赋予认识对象永恒不变性。虽然我们能够通过人的理智进行理性思考，但是只有通过神圣光照，我们才能确定我们的认识是否正确。简而言之，光照发挥两重作用：规范和推动（ut regulans et ratio motiva）。与奥古斯丁光照的五重功能相比较，波那文图拉严重窄化了光照的作用，把光照局限于保障知识的确定性和推动受造理智。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不仅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体系，而且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进行“基督教化”的洗礼，他的认知理论受到亚里士多德知识论的巨大影响。阿奎那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与奥古斯丁的光照论进行融合，永恒之光赋予人主动理智之光，在主动理智之光的照耀下，人的理智独立地抽象出事物本质。阿奎那认为人的认知活动能够进行不仅仅需要理智之光，还需要理智之光照耀下从心像中抽象出事物的可理解种相，即事物的本质。无论从神学立场还是哲学认识论上，阿奎那都不是光照论的反对者，他用新兴起的亚里士多德哲学和语言发展、捍卫光照论，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主观上，他不可能背离从奥古斯丁延绵下来的基督教主流认识论传统；客观上，他却使光照论的理论范式从柏拉图主义理念论转向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这种理论范式的根本性转变是更为彻底的一次解构，为光照论的进一步衰落埋下了伏笔。

　　至13世纪晚期，经由波那文图拉发展的认识论体系在方济各修会内部受到此起彼伏的批判和挑战。根特的亨利作为修会以外光照论的主要捍卫者，将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柏拉图的范型论和奥古斯丁的光照论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精巧的理论综合体系。但是，光照论到了亨利的时代，所涉及的领域已经大大缩小，仅局限于解释心灵的自然禀赋。亨利发展了存在和本质的理论，继续使用亚里士多德对真理知识的描述，认为光照内在于把握亚里士多德式本质的过程，将托马斯·阿奎那和亚里士多德关于真理的理论转化为光照论，但这不啻于又一次的解构和窄化。

　　约翰·邓斯·司各脱（John Duns Scotus）不仅承认自然知识的可能性和可靠性，而且认为在自然知识的领域，所有的知识都源自感觉，并不存在与生俱来的观念和原理。司各脱为自然知识和启示知识划定了各自的领地，肯定了自然理性的功能，否定了特殊光照的必要性。换句话说，除了外部存在的个别事物和灵魂内部的理智功能之外，不需要任何假设便可解释人的认知过程。司各脱关于存在的单义性理论更是把理性认识上帝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在自然知识和关于上帝的知识之间第一次划出了清晰的界限。神圣光照的作用被限制在关于上帝的启示知识领域，光照论作为知识论的哲学意义被消解殆尽，在方济各修会内部退出了知识传统。

　　结语

　　历经整个中世纪，光照论的发展走过了无比复杂的历程，一开始着眼于探讨上帝理智之光的功能，与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智和心灵的观点形成对比和平行关系；接着努力建立一个奥古斯丁名义下的统一的神圣光照理论；最后经过传统与革新力量的较量，在对光照论解构的过程中酝酿出坚持光照核心却包容科学和经验主义视野的富有创造性的综合体系。如果我们不简单地把13世纪看成奥古斯丁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激烈对抗的时代，而是一个超越非此即彼、广泛接受亚里士多德工具和理论的世界，我们就不难理解光照论在寻求理论自洽过程中的解构，也能更真实地从思想本身去理解经院哲学的精巧复杂。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 ‘光照论’ 在欧洲中世纪哲学史中的流变及影响考论”（2020BZX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