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分歧（moral disagreement）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它是指不同的价值主体对于特定道德情景中的某一观念、行为或规则的正当性（合理性）做出了不同的判断，而产生分歧的各方认为自身所持的理由充分、辩护有力，形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难解局面。道德分歧难以解决的根源在于，产生分歧的各方都认为自身的道德直觉是可靠的，所做出的道德判断是正确的，进行的道德辩护所依赖的事实清楚、理由充分。因此，难以说服彼此并改变原有的立场。但是，人们也注意到，道德判断的合理性不仅涉及个体的辩护，也涉及道德判断的客观性与可公度性。因此，哲学家一直都十分关注对于道德分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受到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西方伦理学特别是元伦理学中兴起的以情感主义、直觉主义、表达主义为代表的非认知主义立场成为道德分歧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它们的支持者主张取消道德语言、道德判断的认知意义。然而，这样的做法面临着滑向道德主观主义、相对主义的风险，也难以找到解决道德分歧的理性路径。近年来，伴随着对非认知主义的批判，道德分歧问题研究发生了“认识论转向”，即从认识论角度把握道德分歧的本质并寻求解决道德分歧的路径。

　　在道德分歧问题研究上，非认知主义与认知主义这两种路径对“道德分歧是什么”“道德分歧是如何产生的”“道德分歧为什么值得关注”“道德分歧如何解决”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长期以来，尽管人们大都希望避免陷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桎梏，但是关于道德分歧究竟属于认知分歧还是态度分歧这一问题并无定论。根据非认知主义的立场，道德分歧反映了人们在价值偏好、品位和情感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与道德认知无涉。他们并不认为存在客观的道德事实，也对人类的道德认知能力心怀疑虑，所以非认知主义者将道德分歧理解为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态度分歧。这种对道德分歧的主观主义解释与归因虽然符合很多普通人的直觉，但无法有效回应道德相对主义的威胁，甚至被用来为道德多元主义、道德宽容进行辩护，也预设了事实与价值分裂的鸿沟。

　　非认知主义对道德分歧的处理不能从根本上缩小道德分歧、扩大道德共识。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诟病，人们开始重新考察道德分歧所涉及的信念、态度与意向之间的关系，希望对道德分歧的认识论基础进行刻画，阐明信念在道德分歧中的作用，克服非认知主义面临的困难，找到解决道德分歧的理性路径。

　　事实上，非认知主义的鼻祖查尔斯·斯蒂文森（Charles Stevenson）在《伦理学与语言》中提到，“任何态度上的分歧都根源于信念上的分歧”。因此，将道德分歧问题置于当代伦理学和认识论的双重研究视域之下，从道德实在论、道德语言和道德认知的角度对道德分歧的类型、特征、成因和解决机制进行认识论研究，既有利于全面理解道德分歧的本质，也有利于通过信念上达成一致进而实现态度的融合、缩小道德分歧。

　　非认知主义过分强调道德分歧中的情感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容易陷入相对主义的桎梏，而非认知主义向认知主义的转向则意味着人们更加注重道德分歧的认识论基础，试图在实在论的背景下考察道德分歧所涉及的信念、态度、意向等因素的内在联系。因为，尽管不同价值主体之间的道德分歧具体表现为道德判断和态度方面的差异，但是这些差异都根源于道德认知方面的差异。道德分歧背后的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道德语言的意义和道德判断的合理性都与道德认知联系紧密。同其他类型的分歧类似，道德分歧也以价值主体关于客体的信念与判断为基础。因此，理解道德分歧应当从信念层面的分歧入手，消除道德分歧也应当从达成道德认知的一致出发。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围绕道德分歧问题的认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信念与态度在形成道德分歧过程中的作用；第二，道德分歧所涉及的道德语言、道德辩护和道德判断的认识论特点；第三，道德分歧在认识论层面的解决方式、道德宽容的边界与实质内容。

　　为了克服非认知主义的局限，人们通过考察道德分歧所涉及的信念、态度、意向诸因素，在道德实在论、语义学和道德认知的框架内刻画产生道德分歧的认识论基础，并通过对“道德分歧”概念的语言学分析，考察道德分歧的类型与特征、对比道德分歧与其他类型认知分歧的异同，提出了刻画和评估道德分歧的认识论标准。当代认识论中分析一般意义上认知分歧的“固执己见论”“折中主义”“整体证据论”立场也被用作具体分析与道德分歧相关论证的有效性和可靠性。比如，一个社会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宽容同性恋群体而不是认为他（她）们在道德上存在过错？此外，人们还从道德心理学角度分析道德分歧中理性因素（信念辩护）与感性因素（情感态度）的内在联系，从信念层面出发理解价值层面的分歧，进而对分歧中各方道德判断的合理性进行评估。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只有从认识论角度考察进行合理道德判断和道德辩护的原则，充分理解道德认知对于道德信念、道德判断所产生的影响，才可能真正理解道德分歧的本质，并从加深对道德事实的认知、增强对道德信念的辩护、保持道德判断的合理性、促进不同价值主体之间道德态度的融合出发，缩小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分歧，扩大全社会的道德共识。

　　（作者单位：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