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虽遭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但我国哲学界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有了新的更为深刻的认识并取得了重要进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持续推进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西方哲学研究聚焦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重点关注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的挑战；而构建当代中国阐释学则成为诸多领域特别是哲学界探索与争鸣的重要议题。鉴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动态已在《2020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发展报告》（参见2版）中介绍，这里对哲学其他分支学科年度发展状况予以述评。
一、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面向当下与未来
近年来，中国哲学知识体系的反思与重构一直是哲学界关注的热点和重点。哲学界除了依托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互补互证，对人、事、物继续探究外，不断反思“照着讲”“接着讲”“对着讲”与“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等论争。在现当代中国思想中，“哲学”自身及植根于它的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影响着国人对自身传统的体会与阐释。赵汀阳讨论了当代中国哲学处境的两个方面：以西方哲学为参照的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中国化。文章分析了西方的分类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中国哲学把人生论定位为核心论题而造成的自限局面，以及西方哲学在中国化过程中发展意义续篇的可能性。
王齐认为，考虑到西方哲学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批量引入中国且研究时间较短、与本源文化差距较大等现实因素，尤其考虑到赵汀阳提出的“当代性”概念，在当代中国哲学知识体系建设当中，作为“学问”的西方哲学研究仍有其不可忽视的建设性意义。吴飞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不乏对本源问题的讨论，但由于经学传统与心学传统的相继兴起而丧失。哲学应该着力讨论本源问题，但并不仅仅是逻辑—语言的本源问题，而是生活经验的本源问题。在中西文明中，经学都不只是回答本源问题的范例，而且构成了生活经验的骨架。学界普遍认为，应该思考如何在当代世界的视野下激活古代的思想资源，与已经纳入中国思想版图的西方哲学联合创制一种“新哲学”。
2020年，为纪念张载诞辰1000周年，《哲学研究》《中国哲学史》等杂志纷纷刊文，涉及张载的思想史定位、关学经典整理与关学历史重构等论题。另外，《关学经典集成》出版，比较系统地阐释了关学兴起、流传、发展、演变的过程。在中国哲学史上，“气”是最具中国本土色彩的哲学语言。对气学作出创造性发展的是张载，但其思想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大，历来存在两种观点分歧：一是“气本论”或“唯气论”，以张岱年为代表，认为张载哲学是以气为本体的一种理论形态。二是“太虚本体”“太虚神体”或“本体宇宙论”，以唐君毅、牟宗三为代表。当代学者林乐昌认同“太虚本体”说，认为张载哲学应以理学来定位。吴震则认为，太虚或气都不足以成为形上学的本体概念，不足以为张载哲学定位。张载哲学是以太虚与气为逻辑起点，以性与天道为终极关怀的道学思想，对于宋代道学具有重要的形塑意义。翟奎凤提出一种补充视角，认为“神化”是源自《易传》的一对中国哲学的独特范畴，从神化体用论可比较合理地解释张载思想中关于虚气关系问题的长期争论。
二、西方哲学：是研究对象，更是研究资源
2020年，哲学界关于西方哲学的研究仍然沿着西方哲学史的脉络进行，即以研究西方哲学史上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为主，尤以德国古典哲学、欧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为盛。总体上看，西方哲学仍是学界研究的直接对象，而不是以哲学问题为中心的相关研究的资源。
以往我国学界对康德哲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但2020年康德的实践哲学特别是道德理论受到格外关注。邓晓芒认为，康德所开创的道德形而上学，仍属于以知识论和逻辑规范为框架而建立起来的道德原则。这种规范伦理学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在出发点上是截然不同的，但这并不妨碍双方以某种方式相容和互补。邓安庆指出，哈贝马斯视之为对康德伦理学进一步发展的“对话伦理学”，与康德几乎没有关系。康德的道德性立法处于伦理性和道德性的张力之中，其核心是要证成个人准则的主观性与普遍伦理法则相一致。因此，个人意志立法的原则，不是同利益相关者的意志质料相一致，而是与所有理性存在者之意志的法则相一致。如果说这里有“对话”，也是理性主体同包括自己在内的现象中人的情志之对话。
“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渊源”问题再次被激活。国内学界关于黑格尔辩证法和法哲学的研究持续增温，且明晰呈现出一种外部阐释视角。罗朝慧认为，黑格尔辩证法作为纯粹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逻辑学，即哲学真理或理性精神自我展开、自我实现的抽象思维过程，不存在“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当黑格尔辩证法作为人类自由本质全面实现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时，才真正存在马克思所说的“神秘化”和“倒立”的问题，因为它给现实的人的感性自由及其物质的和世俗的生活内容、关系与实践活动蒙上了一层“神秘外壳”。马克思正是在此意义上“剥去”这个“神秘外壳”，把它“倒过来”，发现与之“截然相反”的世俗的“合理内核”。邹诗鹏认为，在黑格尔那里，社会本身不过是“第二自然”因而并不是独立的存在形式，黑格尔不可能提出社会存在概念，更难以建构一个自洽的社会理论。
应当指出，虽然国内德国古典哲学研究颇盛，但重在对德国古典哲学代表人物的思想、概念进行具体解读，缺乏自觉的研究范式反思，以及高屋建瓴的纵向整体研究。
整体评价现象学传统并将其视为一门跨文化哲学渐成趋势。以胡塞尔诞辰160周年为契机，中国学界展开了对现象学的整体评价及其在跨文明对话中的意义研究。王俊认为，胡塞尔现象学包含了两个向度的统一：一个向度是具有绝对性、统一性的普遍哲学；另一个向度则是对直观的、当下的、活生生的实际性经验的描述。由此，存在于整体性和多元性、普遍性和特殊性、同一性和差异性之间的张力得到了统一。这种非现成性、历史性和开放性特征，使得现象学与汉语思想传统的结合成为可能。现象学的发展必然导向一门跨文化哲学，前者为后者提供了内容上和方法上的双重可能。在内容上，现象学的概念、思想方式蕴含了对西方传统哲学的批判，而显示出与东亚思想的亲缘性。在方法上，现象学包含的以他者和陌异经验为优先的建构性、内在历史性等属性决定了现象学的跨文化特征。许多学者将现象学视为跨学科、跨文化的对话平台和建构性资源，积极推动现象学的中国化。而中国化现象学的最佳形态无疑是“汉语现象学”或“中国现象学”。对于本源性的现象学经验，使用不同语言谈论，会引发对经验内涵的不同理解。作为一种图像性很强的语言，从汉语切入对现象学经验的开发、阐述，会使现象学呈现出新的内容和特质。但是，由于中国学界对于现象学整体上仍处于“接受”阶段，原创性研究成果还不够多，所以要想名正言顺地给“现象学”冠以“汉语”或“中国”两字，还任重道远。
随着英美哲学进入“后分析”时代，心灵哲学取代语言哲学成为分析哲学领域的支配性议题。代海强认为，神经科学与心灵哲学的交叉研究有双向进路：其一，心灵哲学朝向神经科学的进路；其二，神经科学朝向心灵哲学的进路。张学义指出，具有认知神经科学背景的实验哲学家利用现代技术手段，揭示了心灵理论存在的神经科学基础，为跨越意识的“解释鸿沟”，即对自我心理状态的认知如何通达对他人心理状态的归因、解释和预测，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但高新民也指出了物理主义存在的问题：扼杀了意识的本体论地位；完全无法说明人身上何以有在变中保持不变、在多中保持统一的自我；无法说明人为什么是价值主体等。总体上，国内学界关于意识等心灵哲学议题的探究，仍处于物理主义与非物理主义针锋相对的阶段。面对心灵哲学研究缺乏共识的现状，高新民认为心灵哲学研究表面繁荣的背后是实质进展小且陷入危机。要真正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进行概念图式变革和加强方法论思考，找到心灵观建构和发展的合适程序和路径。
关于当代分析哲学背景下的知识论，国内学界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于认知辩护与如何应对怀疑主义的挑战。刘小涛指出，长期以来，知识论学者一直在争论什么是信念的辩护，但他们很少讨论什么是信念的辩解，以及辩解与辩护有何区别。这与法学研究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从法学理论中吸取教益，有助于更好地区分知识论讨论中的认知辩护和认知辩解。王聚认为，理想的反怀疑论方案不能仅仅拒绝怀疑论论证，必须消解怀疑论者在认知层面塑造的虚假理想型。
三、伦理学：公德与私德之争
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是2020年度学者们关注的重大选题。《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颁布，推动了新时代道德建设问题研究。学者们重点关注现代公民道德建设中的公德与私德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评判。陈来主张，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和重要性并大力倡导社会公德，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的关键。他认为，梁启超等近代启蒙学者关注公私德之辨，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与之相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方案应以传统儒家的家国一体模式取代近代学人倡导的公德私德区分的模式，同时应以个人道德修身（私德）为核心克服重公德、轻私德的缺陷。
李萍提出，公私含义演化及观念生成的逻辑奠定了传统伦理中“贵公”的价值观，传统公私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基本载体：本体论意义上的共同体之公的伦理观念载体，认识论意义上天下为公的道德观念载体。肖忠群认为，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
在思想渊源上，近代启蒙学者所倡导的公德私德之区分属于西方学说的道德范式，其忽视私德（个人道德）的缺陷反映了西方道德理论的局限性，而传统儒家具有不同于西方的道德理论，似也不能克服中国当代社会的道德弊端。任剑涛、蔡祥元等人则认为，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
陈乔见等学者更倾向于，关于当代中国公民道德建设的讨论，应先走出梁启超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区分公私领域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所以，制度建构更为根本。唐文明基于美德伦理学视域提出，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会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出现，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
关于基因编辑、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具体科学技术的伦理研究，受到学者与公众广泛关注。而对公益慈善伦理与共享伦理、经济伦理与财富伦理的研究，顺应了新时代对共享发展提出的理论要求。关于“人民至上”和“生命至上”两大价值理念的研究，凸显了中国当代文化的民族特色。伟大抗疫精神同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禀赋特质和文化基因一脉相承，丰富了新时代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深刻内涵。
四、科学技术哲学：智能时代的“第一哲学”？
2020年，科学技术哲学重点聚焦于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成果与应用，从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工程哲学、科技伦理学、科学技术与社会（STS）等各个维度进行了探索。
在科学哲学领域，伴随着认知科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领域的发展，关于认知、意识、自我、智能、情感、记忆、逻辑、知识、感受、行为等问题的哲学研究不断推进，哲学与人工智能、认知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的有效对话不断增多。
在技术哲学与工程哲学领域，段伟文提出“深度科技化时代”的概念，刘永谋等学者认为当前是“技术时代”，李河坚持“技术哲学应成为当代‘第一哲学’”，孙周兴则强调未来哲学要“面对被技术工业深度改造和重塑的技术化生活世界，为重建今天和未来的新生活世界经验做出贡献”。关于人工智能的哲学研究逐渐进入理性反思阶段，开始在概念层面构建起一些共识性常识。此外，自动驾驶、区块链、技术治理、算法歧视、信息安全等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值得肯定。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我国科学技术哲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2020年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相关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组织了不少学术活动，相关学术期刊也开设专栏，致敬恩格斯的伟大探索与奉献。学界普遍认为，自然辩证法传承至今，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面对新问题、新挑战，回望恩格斯的哲学智慧，依然能够得到一些重要启发。
2020年，我国哲学界注重从哲学视角关注科技进步的大方向，从“科技为人”与“科技向善”方面为中国科技原创能力的提升贡献哲学智慧。一批立足科学发展前沿、从国家宏观战略需求出发设立的新型科研机构，通过创建哲学家与科学家的联盟，加强哲学与科学的对话，推进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努力应对当代科学技术发展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在促进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融合方面做出了积极尝试。
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成为促使哲学界对生命、幸福乃至文明问题进行深刻反思的动力与契机。赵汀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提示我们，生命的基本需求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这是世界面临的形而下问题。要克服这种形而下的问题，改善形而下世界的脆弱性，需要用形而上的思维方式。现代的主流思维模式追求普遍必然性，但人并无能力以主体性定义普遍必然性。当代幸福论追求的作为至善的替代品快乐，会使人缺乏抵挡苦难的能力。苦难问题不仅解释着人类文明的起源，也很可能是人类的一个永久的问题。而新冠肺炎疫情则在哲学上唤醒了“苦难”问题，意味着哲学和思维的初始化或“重启”。
五、逻辑学研究：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
西方逻辑思想与中国逻辑思想的关系、中国传统逻辑思想的特质、逻辑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等，成为国内逻辑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及发展方向。比如，2020年中国逻辑学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主题就是“逻辑发展研究”，主要围绕新的时代背景下的逻辑发展和逻辑应用、逻辑在提高国民思维能力和法治国家建设方面的社会功能等问题进行研讨。
国内逻辑学在重视学科建设过程中，普遍关注逻辑学教育的普及工作。2020年9月，“全国中小学逻辑教育小型高阶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就中小学逻辑教育在学生心智发展阶段和基础教育创新中的地位和作用等课题进行了探讨，强调中小学逻辑教育势在必行。
辩证逻辑在我国的发展历史悠久、数度繁荣。在“纪念中国逻辑学会辩证逻辑专业委员会成立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暨2020年全国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讨论会上，与会学者聚焦辩证逻辑与科学逻辑的基础问题，辩证逻辑与逻辑哲学、非形式论辩理论贯通发展的趋势问题。此外，一些前沿议题为辩证逻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条件，比如，辩证逻辑形式化进程的发展、辩证对话传统的复活，特别是情境语义学和动态认知逻辑的确立，使得有限理性、情境、意向性与行动范畴进入逻辑基础理论的核心地带。
“纪念金岳霖先生诞辰125周年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举行。与会学者提出，金岳霖对于当代哲学研究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其流传至今的经典文本，更重要的在于其传承下来的学术精神、理论方法与科研传统。金岳霖重视哲学的普遍品格与哲学理论的民族个性，自觉引入中国哲学的智慧资源，并以世界性眼光与开放性视野关注现代学术前沿。
六、当代中国阐释学：问题探索与理论构建
2020年，《哲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学术研究》等杂志开设专栏，持续讨论“当代中国阐释学的构建”问题。学者们分别讨论了中国语境下阐释学的命名、阐释的公共性与有效性、阐释的边界约束以及以阐释的客观性在有限性与无限性张力之间的正态分布等问题，并着重辨析张江提出的原创性概念“阐释π”。
从强制阐释到公共阐释，中国学者阐释学研究目标十分明确，就是以公共阐释为核心，寻求建构当代阐释学的基本路径和形成中国阐释学的主要框架。当代阐释学发展到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提出了重新思考阐释学之方法论意义的主张。并且，注重在多学科理论交叉与实践的基础上，解决诸多具有基础性意义的元问题，这已经成为中国阐释学发展的一个新方向。以中国话语为主干，以古典阐释学为资源，以当代西方阐释学为借鉴，最终实现传统阐释学观点、学说之现代转义。
阐释的本质，亦即阐释为何而生，因何而无穷，是理解和认识阐释及建构阐释学的核心问题。当下，沿及方法论与本体论传统对此问题的讨论，或止于功能性说明而难抵本质，或遮蔽于形而上的猜测而少有令人信服的证据。张江认为，当代心理学研究为解决这些问题开辟了新的视野和切实的路径。在心理学视域下，阐释的本质为“自证”。阐释主体不断确证自我认知与自我概念，最终实现意识主体同质化的自我建构。自证的企图与冲动，为本体论阐释提供了可靠依据，给方法论阐释以合理证明。自证贯穿于言说、说明、翻译等全部阐释功能之中，不断更新人类知识系统，建构独立意识主体的认知图景。以阐释本质为起点的心理学与阐释学研究，具有广阔的理论前景。
七、反思与展望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文明的活的灵魂”，如何提炼时代精神、回答时代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更加自觉自为地引领时代发展和文明进步，成为我国哲学界不可回避的重大课题。
从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看，如果没有相当高的哲学思维水平，一个民族是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的。从新时代党和国家理论创新的使命要求看，迫切需要哲学发挥支撑和基础作用。从学术上看，如果没有哲学的繁荣和发展，人文社会科学其他学科的理论难以建构起来，也难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没有系统化的、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当代中国的哲学，就不可能有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国际关系学，等等。
毋庸讳言，与上述定位和要求相比，我国哲学研究依然存在较大差距和不足，进而如有的学者所言，造成中国当代哲学研究的“总体性困境”。其一，缺少哲学应有的宏阔格局、视野和境界。由于学科或专业的过度细分，不仅哲学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工程科学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且与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松散和淡化。更有甚者，哲学各个二级学科内部的交流也越来越少。因此，缺少宏大思维、宏大叙事、宏大主题成为哲学研究领域的普遍现象。哲学的专门化、技术化、学院化日盛，很难说这是哲学的荣光和应有气度。其二，缺少对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和关注。漠视基本理论问题的结果，要么是用西方提出的基本理论或关键范畴概念进行替换，要么是在刻意的模糊处理中消解掉这个学科存在的根基。正如刘志洪、郭湛指出的，“中国当代哲学貌似枝繁叶茂，实则根基虚浮；不仅难以有效地为生活和科学确立前提基础，连自己的前提基础都有待夯实”。其三，缺少有思想的学术研究。时代既需要有学术的思想，也需要有思想的学术。没有学术的思想，是空洞的思想，没有思想的学术，是无灵魂的学术，既难以在国际学术舞台立足，更难以成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真正的软实力。应该承认，近年来学界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不少，但有原创性思想的标志性成果不多，提出自己的标识性概念和具有引领性议题的经典之作更少。其四，缺少对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哲学概括。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理论和实践的不懈探索，我们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向世界贡献了中国经验、中国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我国学界一般性的解读宣传文章不少，但学理性的深入挖掘不多。为更好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当前最迫切的理论任务，就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学理化，凸显出其严密的理论逻辑和全新的理论形态，写出像《新民主主义论》《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论十大关系》那样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
让哲学成为引领时代发展的“普照之光”，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活的灵魂”！
（执笔：赵培杰、莫斌、邵贤曼、崔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