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纷乱之后，隋唐时期又迎来了统一的时代。从学术发展史来看，《五经正义》的编订成为这一统一时代的经学表征。《五经正义》是魏晋南北朝义疏经学的集中展示，是过去数百年经学发展的集成汇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集大成往往也意味着类型的终结。中唐时期之后，学术思潮的创新因子逐渐显现。韩愈、李翱的心性讨论开启了宋明理学时代的核心论域，而啖助、赵匡、陆淳的《春秋》新学则开启了理学时代的新经学。

　　唐初经学的求变

　　作为唐代统一时期的学术表征，《五经正义》确立了经学的一元化，结束了南北朝以来“师训纷纶，无所取正”的局面。特别是通过与科举制度相结合，《五经正义》成为天下士子莫不遵从的官方经学定本。不过，唐代科举试经制度存在严重缺陷，导致诸经发展并不平衡，为后期疑经思潮的出现埋下了伏笔。

　　唐代合《易》《诗》《书》、三《礼》、三《传》为九经，由于诸经篇幅字数相差悬殊，所以又分为大经、中经与小经三类。这种制度区分本是为了考试公平，但在执行过程中却出现了诸经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唐玄宗开元年间，问题就已经显现。据《通典·选举典》记载，开元八年七月，国子司业李元璀上书称，三《礼》、三《传》及《毛诗》《尚书》《周易》等都是圣人之言，然而士人都“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却无人诵习。唐代这种以字数多寡为标准的分经制度初衷可谅，但是在施行过程中却因习经者的功利性，导致人人都熟读《礼记》这样文少的经典，而《周礼》《仪礼》《公羊》《穀梁》“四经殆绝”。开元十六年，国子祭酒又上奏称，“习《左传》者十无二三，若此久行，臣恐左氏之学，废无日矣”，同时也指出《周礼》《仪礼》及《公羊》《穀梁》“殆将废绝”的可能前景，所以要求对能通《周礼》《仪礼》《公羊》《穀梁》者施以奖励。表达了与李元璀同样的忧虑，并希望制定更具体的政策来鼓励士子学习冷门经书。

　　从上述两则事例可看出，很多经传在唐玄宗时就已受到冷落，除《周易》《礼记》《尚书》等经之外，其余大多被士人束之高阁。在此背景下，新的经学思潮在暗自酝酿，并最终通过中唐时期的《春秋》学显现出来。

　　舍传求经的新解

　　中晚唐时期，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学者在思想上正尝试突破，而经学上也由以啖助、赵匡、陆淳为代表的《春秋》新学完成了某种程度上的革新。这种革新是以舍传求经的途径实现的。马宗霍曾说：“前儒大都遵传过甚，苟有经传不合之处，宁言经误。啖、赵、陆则以经攻传，自谓深得圣人之旨。”此所谓“圣人之旨”恐怕更多是个人创见，在阐发经文过程中，不合己意的《传》显然已经成为阻碍，因此创见的实现必然要舍传求经。韩愈赠友人诗中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的名句，虽然是夸赞友人之言，但也经常被研究者用来描述中晚唐舍传求经的风气。这种风气正契合了发轫于韩愈、李翱的儒学革新思潮。到了宋初，这种经学风气更是与理学相呼应，最终促成了经学范式的变革。

　　在这个被后世称为《春秋》新学的学派中，啖助、赵匡、陆淳三位亦师亦友的学者开创了新的解经范式，影响所及一直到宋代《春秋》学，成为宋代疑经思潮的先声。唐玄宗末年，啖助“善为《春秋》，考三家短长，缝绽漏阙，号《集传》，凡十年乃成，复摄其纲条为例统”。但是，啖助不幸早逝，对于他的思想的推广主要由其弟子陆淳完成。陆淳在自述中说，“痛师学之不彰，乃与先生之子异，躬自缮写，共载以诣赵子，赵子因损益焉，淳随而纂会之”，最终写成《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行世。此处赵子即赵匡，曾与啖助“深话经义，事多响合”，深得啖助思想精义。所以，陆淳不仅向赵匡请益，而且将其观点也载入书中。从这一学派来看，首创者是啖助，发挥者是赵匡，推广者是陆淳。

　　这一学派之所以被称为《春秋》新学，主要在于抛开传统《春秋》三传，开启以意解经之路。啖助认为，《春秋》经义存于经文而非传中，《春秋》三传虽是前代遗文，但是限于各自拘守，互不相通，导致不能通过各传见《春秋》之意。由此，啖助主张会通三《传》，但其根本处还是以己意采择三《传》内容。所以，啖助进一步指出：“予所注经传，若旧注理通，则依而书之；小有不安，则随文改易；若理不尽者，则演而通之；理不通者则全削而别注。”这种以理通经、以理改注的解经方式开启了后世宋代理学经学的先风。

　　疑经思潮的开启

　　虽然啖助等人杂采三《传》，但是对三《传》的态度也有厚薄之分。《新唐书·儒学传》记载，啖助“爱公、榖二家，以左氏解义多谬，其书乃出于孔氏门人”。由此可见，对于《春秋》三传，啖助更偏向《公羊传》与《榖梁传》，而对《左传》指责最多。这与啖助所处时代密切相关，啖助亲历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更是陷入藩镇割据的混乱状态。在此历史背景下，强调大一统的今文经学必然成为身处乱世学者的选择。因此，啖助明确提出：“今《公羊》《榖梁》二传殆绝，习《左氏》者，皆遗经存传，谈其事迹，玩其文彩，如览史籍，不复有《春秋》微旨。呜呼！买椟还珠，岂足怪哉！”

　　在啖助观点的基础上，赵匡更是提出了对《左传》作者的质疑。赵匡直白地指出《左传》解经不如《公羊传》《榖梁传》，其中谬误甚多，这与啖助的观点是一致的。啖助就曾说“二《传》传经，密于《左氏》，《榖梁》意深，《公羊》辞辨”。由此愈见此派解《春秋》虽然杂采三《传》，但是明显更倾向今文经学，而这也是他们指摘《左传》的根本原因。除了指责《左传》解经浅薄之外，赵匡还将焦点引向《左传》作者问题。自两汉以来，《左传》虽然一直受到今文学家的批评，但其作者乃左丘明并不构成问题。赵匡则批评了司马迁、刘歆和班固的观点，指出《左传》作者题为左氏，但左氏并非左丘明，而且《国语》也非左丘明所作，两书“定非一人所为”，并认为同为唐代的陆德明所列《左传》传授谱系，只是为了尊崇《左传》而虚设。赵匡的这一系列针对《左传》作者的质疑，特别是关于《左传》与《国语》关系的观点，可以说是抓住了批评的核心问题。在历史上，《左传》作者问题以及衍生出的《左传》与《国语》关系问题，本就是司马迁之后才著录于书的。这就给批评者提供了模糊化处理的条件，只要质疑司马迁、刘歆等人的观点，就能从作者问题上根本否定《左传》《国语》的经学价值。

　　安史之乱后的藩镇割据乱状促使中唐学者寻找新的思想资源，以支撑稳定的秩序。由此，推崇大一统理念的今文经学在“《公羊》《穀梁》殆将废绝”的形势下重新获得关注，而微言大义式的解经范式也得到新发展，开启了宋代理学经学的序幕。自啖助、赵匡、陆淳始，以中唐《春秋》新学为代表的舍传求经风气不专守一家之传，而是以己意为准则采择众传，表面是“变专门为通学”，但与东汉郑玄所谓通学完全不同，其实质是以己意解经。所以，《新唐书》批评啖助等人助长了“穿凿诡辨，诟前人，舍成说”的风气。但是，从理学角度看，这种舍传求经的做法无疑是破除思想束缚的革新之举，宋人毅然沿着这一路径大踏步走下去。到北宋时期，经学研究中的疑经思潮由孙复、刘敞等人首先发声，宋代经学由此开启了新的经学历史阶段。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