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征程上，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党的百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之一。而这二者的结合之所以可能，不仅是因为它们关于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有相通之处，还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脉渊源中流淌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因素。后一方面常常不为人们所关注，而郭沫若凭着文学家的敏感、史学家的眼光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在1926年写下了《马克思进文庙》一文。
郭沫若在文章中写到：孔子正和三位得意门生“在上海文庙吃着冷猪头肉”，只见有人抬着朱红漆的轿子闯进来，轿子停下，走出大胡子马克思。两人经过一番交谈后，马克思感慨道：“我不想在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马克思之所以认下这位“老同志”，是因为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空想社会主义吸收了孔子的大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1850年讲了一件趣事：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在中国近代文献中常用的名字是郭实腊，参与过鸦片贸易和鸦片战争，翻译的新约《圣经》曾为太平天国删改后采用）在离开欧洲20年后，从中国返回，宣传中国“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他回到欧洲后，“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之后，他便惊叫起来：‘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宣扬的那一套啊！’”接着，马克思、恩格斯说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这里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是指儒家大同的空想社会主义。1850年正值太平天国起事前夕，洪秀全撰写宣传稿，重提儒家大同思想，彼时他活动在广东和广西一带。而居茨拉夫也主要在广东地区布道传教，无疑知晓这些情形。这里的“欧洲的社会主义”指欧洲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相隔万里的两种社会主义至少有一个共同点，即主张公有制。他们曾引用空想社会主义者卡贝的一段话：“你们这些反对集体制的人……就让我在你们面前询问一下历史以及所有的哲学家吧：请听！我不来对你们谈及许多实行过财产共有制的古代民族！也不来谈及希伯来人……埃及的祭司、米诺斯……莱喀古士和毕达哥拉斯……孔夫子和琐罗亚斯德，最后两人之中，前者在中国宣布了这个原则（财产共有制——引者注），后者在波斯宣布了这个原则。”为了与某些不主张公有制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相区别，马克思、恩格斯称卡贝为空想共产主义者，因而他们也在这个意义上说：“完善的中国人才是共产主义者”。这里的“中国人”在那时的欧洲语境下即指孔夫子。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自己思想的重要来源，包含着对儒家大同思想的考察。
马克思主义另一个重要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其中黑格尔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尤为突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中国哲学和黑格尔哲学有共同点，这意味着他们对于黑格尔的批判继承包含着对于中国哲学的批判继承。尽管黑格尔对《周易》和老子多有贬黜，但还是抹不去这两者对他构建“正反合”即否定之否定辩证法框架的影响。黑格尔说：“中国人也有哲学，其基本定律已经相当古老。譬如‘阴阳’（这里指《易经》——译注）这部命运之书论述了‘生’和‘灭’，这部书里出现了一元和二元的非常抽象的观念。所以中国哲学似乎和毕达哥拉斯学说一样，从同一个基本概念出发。其原理是理智，称作‘道’。这是万物之本，万物之源。要认识它们的形式，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最高深的科学。”阳爻和阴爻“两个基本形象是一条直线（—，阳）和一条平分作两段的直线（- -，阴）；第一个形象……表示肯定。第二个形象的意义是……否定”。而“‘道’（理性）的成立是由于两个原则的结合，像《易经》所指出的那样。天之道或天的理性是宇宙的两个创造性原则所构成。地之道或物质的理性也有两个对立的原则‘刚与柔’（了解得很不确定）。‘人之道或人的理性包含有（有这一对立）爱邻居和正义。’”显然，黑格尔意识到《周易》“一阴一阳之谓道”蕴含着“正反合”：阳是“正”（肯定），阴是“反”（否定），道是“合”（否定之否定）。他以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与此类似。他说：道家“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而“‘理性产生了一，一产生了二，二产生了三，三产生了整个世界’，宇宙。”“令人奇怪的是道教里面，即总体里面，出现了三的规定。一创造了二，二创造了三，三创造了宇宙……一只有包含二在自身之内，它才是现实的，由此产生了三”。黑格尔尤为关注“三”，将其看作“正反合”之“合”，认为“一”（道、无）潜含着否定自身的“二”（有）在内，因而分化出阴阳二气，由此形成了“三”，即阴阳二气的和合而生化万物。黑格尔的“正反合”可以说是以“欧洲的思想方式”表达了中国的“阴阳合”，使其进入“范畴规定的王国”。
马克思洞察到了这一点。1842年他在批评德国书报检查制度时说：“书报检查官涂改时画的叉叉杠杠之对出版物，正如中国人的直线——八卦——之对思维。检察官的八卦是著作的各种范畴；而范畴，大家知道是各种内容中本质的典型的东西。”透过揶揄检查官的话语，不难看到马克思对于纳入黑格尔范畴王国的《周易》辩证法并不陌生。他在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时指出：“黑格尔说，中国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有’，印度占主导地位的规定性是‘无’等等，那么，绝对的批判就会‘十足地’附和黑格尔，并把现时代的特性归结为‘非规定性’这个逻辑范畴，并且会更加十足地把‘非规定性’同‘有’和‘无’一样列入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列入关于‘质’的第一章。”此处说的“思辨逻辑的第一章”即黑格尔《逻辑学》第一章，主要是论述“有”（正）、“无”（反）、“变”（合）的否定之否定。马克思在这里揭示了黑格尔的“有”“无”“变”明显存在着道家辩证法的深重印迹。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继承，包含着对内化于其中的中国哲学的继承。
众所周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但马克思却把在它之前的魁奈视作“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鼻祖”。魁奈十分推崇儒家学说，有“欧洲的孔子”之誉。他指出儒家四书五经等11部著作，表现了“中国人对于道德和政治，根本未加区分。在他们看来，美好生活的艺术也就是良好政治的艺术，两门科学合二为一，彼此相同”。他认为儒家仁政思想把道德和政治合二为一，整部《论语》都是围绕德行、有益的工作和统治的艺术而发；而提出仁政说的《孟子》，讲的几乎全是政府的良好管理以及建立这种良好管理的办法。魁奈将儒家仁政思想发挥为两个方面：以农为本和自由放任。儒家仁政说主张给农民以“恒产”，魁奈因而认为中国是以农为本的模范，由此引申出他的重农学说，即把农业看作国家一切财富的源泉，强调导致财富增加的剩余产品只能来自农业。对此，马克思评价道：“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领域中而是从生产领域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魁奈的理论有个核心概念即“自然秩序”（自然法），而这其实就是儒家的天理天则。依照天理天则就是贯彻“自然法”，取消政府的“人为秩序”对经济活动的强制，而让其“自由放任”（与此对应的是汉语的“无为而治”）。重农学派先驱希卢艾特说：“中国哲学家孔子的著作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听从自然的吩咐，自然就能以其自身之力让事务运行。”他正是根据《论语》的“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从中提炼出法语的“自由放任”一词。马克思说重农学派“以自己的自由放任的口号”来“根本否定政府对市民社会活动的一切干涉”。显然，魁奈对儒家仁政思想的发挥影响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从其三个来源那里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当时欧洲思想界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有明显的中国成分，他被论敌杜林讥讽为“中国人式的博学”，或许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这一点。因此，马克思进文庙并非穿越剧的戏说。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