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以此而言，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必须在参照国外符号学理论方法的基础上，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符号学的文化实践与理论探求，如文字书写、巫术占卜，以及先秦诸子、易学、玄学、佛学及理学中关于意义理论的探讨等。而构建中国特色符号学，尤为重要的是要加强对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研究，因为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对后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与民族思维等具有重要影响。
现代符号学的兴起与早期中国的符号实践
人类生活在用符号建构的意义世界里，古今皆是如此。尽管当代符号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美国等国家，但在系统的符号学理论出现之前，人类也一直在对符号现象进行思辨。符号学（semiotics）一词来自古希腊的semiotikos，在柏拉图的《克拉底鲁》和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诗学》《修辞学》等著作中，都已经出现关于符号的论述。亚里士多德之后，斯多葛学派对符号的发音、性质与对象等作了探讨。罗马时期的符号学讨论主要是在修辞学框架内进行的，奥古斯汀对符号的界定直接影响到后来索绪尔的符号观。17世纪，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第一次将“符号学”一词引入英语中。现代意义的符号学则奠基于索绪尔与皮尔斯，他们几乎在同一时期提出了“符号的科学”这一概念，被视为符号学的奠基人。欧陆人出于对索绪尔的尊敬，喜欢用semiology，而英语国家则出于对皮尔斯的敬重，更喜欢用semiotics。索绪尔和皮尔斯同时对符号学展开了研究。相较而言，索绪尔侧重于符号的应用性，而皮尔斯则侧重于符号的性质。在他们之后，符号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1964年，法国学者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原理》问世，标志着符号学正式成为一门学科。1969年，国际符号学会成立，此后诸多国家纷纷成立符号学协会，符号学研究逐渐发展成一种国际性学术热潮。
尽管中国古代没有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符号学，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先哲没有用符号学的思想与方法对社会文化进行思考与实践。事实上，观象系辞、立象尽意、言意之辨、名实之辩乃至儒法之间的礼法嬗变中，无不包含着对符号的思考与运用。中国传统符号思想资源丰富，对中国文化精神与人格塑造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缺乏理论观照与学科自觉，这一学术思想的潜流亟待开发。结合中国先哲的符号实践与理论探索，从现代符号学角度对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资源进行发掘阐释与理论创新，在梳理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基础上，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是一项颇具开创性的工作。
早期文明与现代符号学的渊源
如今，对于早期文明符号学的研究并不少见，如金·比尔登的《充满符号的世界：语境中的古希腊占卜》与亚历山大·霍尔曼的《符号大师：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符号和符号解释》等。这些研究的问世，无疑说明了回顾与反思传统的重要性。毕竟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伴随着对原本沉睡的学科前史的梳理与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的建构也是如此。
尽管从现代符号学的角度来看，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主要是西方学术思想史的产物，但是这并不足以说明非欧洲学术传统对现代符号学就没有影响。屠友祥指出，在索绪尔看来，符号处于关系之中，符号的存在是由符号之间的否定性、差异性关系导致的，符号和外在世界没有关系。这个思想实际上与古印度的符号思想，尤其是与遣他（apoha）观念有直接关联。古印度思想认为，包括语言符号在内的世界万物都是诸元素因缘和合而成的，一切诸法皆处在相对待的关系之中，根本没有实体存在，唯有差异而已。这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思想有很深的影响。在欧洲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汉语符号系统往往也是欧洲思想家们探索和思考语言起源、人类历史及世界文明等宏大课题的参照系。但是如李幼蒸所言，汉语和非拼音文字系统尽管引起了近代欧洲思想家的好奇和研究，但相较古印度的符号学思想而言，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对欧洲现代符号学起源确实影响不大。相较于中国悠久绵长而丰富的符号学文化实践与思想传统，这确实是中外学术史的遗憾。
在古印度文化体系中，语言学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古代印度语言中，梵语又占据主导地位，而为梵语建立严密语法体系的，是公元前4世纪的波你尼撰写的《波你尼经》（又名《八章书》）。18世纪末，梵语及其语法体系传入欧洲后，近代比较语言学由此兴起，沾溉了包括索绪尔在内的大量语言学家。《波你尼经》建构了规范语言的结构体系，并且发现语言规范也是思想文化乃至宇宙的规范。这一点其实和中国先秦儒家的名学思想有相似之处，儒家试图通过正名来实现秩序重建，但是中国符号学思想史中的“名”又不全然是语言的，“名者，名形者也；形者，应名者也”，名与对象之间其实是一种语象关系。通过印度文化中以《波你尼经》为代表的语言符号学传统与中国文化中以《易经》为代表的形象符号学传统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古印度人重语音，中国古人重文字。不过，金克木曾指出，尽管两书所蕴含的信息和传达信息的方式不同，但二者关于符号网络的构成及内含的思想根源却有相通之处，如通过符号秩序建构宇宙秩序。
相较而言，古印度的符号学传统与西方更为接近。众所周知，西方的符号学传统是以语言学与逻辑学为基础的，如苏格拉底与智者派之间的哲学问答，实际上成为后来语义分析活动的萌芽。而随着对论辩术的哲学思考的发展，技术性要求本身对逻辑提出了要求，这些为后来亚里士多德有关语言和逻辑问题的系统论述导夫先路。中国先秦学术思想中，尽管也有儒家的正名学说、名家的名实论辩，但其主要兴趣并不在语言学与逻辑学的学术探求上，而是服务于特殊的政治目的，儒家的正名是为恢复礼治服务的，名家的正名也是为了“正名实而化天下”，落脚点均在现实政治的治乱兴衰。概而言之，轴心时代的中国先哲，并没有在论辩中抽象出纯粹的语言学与逻辑学学术传统，而是将学术深刻地融入社会政治之中。
立足传统发掘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
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中有个一以贯之的主题，即对社会现实特别是社会秩序的关注，这与西周王朝统治秩序失衡关系密切。先秦诸子在阐发自家学说的同时都有其现实针对性，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各家都期望自己的学术思想能够为世所用，起到救治社会、重建秩序、安定人心的作用。借助现代符号学理论，全面梳理早期中国的符号实践与理论探求，对建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符号学理论，促进中西学术之间的交流对话等具有重要意义。
对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的研究，必须重视中国先民的符号实践。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和思想观念的产生，都来源于自身的实践活动。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与中国先民的符号实践活动密不可分，如《周易》与占筮活动、汉字与意象思维等，莫不如此。同时，我们要注意将史料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其进行历史的分析与文化的阐释，而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古代的形名之辨、名实之辩、言意之辨等拿来与西方符号学概念进行粗浅的比附，以图证明西方符号学在中国古已有之的假象。诚然，东学西学，心理攸同，中西符号学思想有其共性，但亦存在差异。近些年来，拉斐尔的《中国古代与古希腊的占卜与预测》一书，让我们看到了如何对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加以跨文化研究。与此同时，西方学者也逐渐认识到中国传统符号系统的独特性，认为其中有若干元素在西方思想谱系中并不能找到对应的存在。因此，在现代符号学视域下审视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在方法上要立足中国文化语境与现代西方符号学观念进行比较，而不能简单比附。在比较中，中西双方处于一种平行关系，可以见出异同特色，比附则属于以外律中，可能把一些中国有而外国没有的民族特色忽略掉。因此，建构中国符号学思想史，发掘早期中国符号学思想，需要以中国符号学思想传统为主要考察对象，立足中国文化背景，揭示中国传统符号学思想的特征。
总而言之，建构中国特色符号学必须从中国先民的符号实践出发，从历史文献出发，依托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进行理论探讨与总结，归纳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性概念与理论框架。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符号学，能够折射出华夏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与思想智慧，特别是对早期中国符号学传统的发掘，对开发民族记忆、促进民族认同等皆有重要意义。
（作者系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