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严复肇始的汉译西方逻辑术语本土化工作，促进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全面复兴，为中国逻辑话语体系的丰富与发展拓宽了新的路径，开启了西方逻辑中国化与中国逻辑世界化的进程，体现出文化救国的理性自觉，为当代中国语境下的逻辑学发展走向提供了重要借鉴。

　　构建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的话语体系

　　从语言形式上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逻辑术语各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言作为文明的重要载体，既蕴含着本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的深厚基因，也表现出人类对世界文化理解的可转换性。因此，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就是将域外文化的逻辑术语通过“译传其意”“释以汉文”进行创造性转化并融入本土文化的过程。如严复所言“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

　　在中国步入近代以前，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就曾发生过。早在唐代以前传入的古因明论典的译介过程中，“因明”作为立破论法，就首次出现在《瑜伽师地论》的全本译释中。随着唐玄奘译传新因明以及《因明正理门论》等译著的完成，印度古代逻辑学说得以汉传，在融入中国逻辑思想的发展进程中，成为说理论证、获取知识的有效工具。明末李之藻与人合作的译著《名理探》，最早将亚里士多德逻辑学说引入国人视野，以“名理”汉译“逻辑”一词，并使一系列逻辑术语通过古典语言得以本土化。由此，西方传统逻辑对反思与重构中国逻辑话语体系产生了奠基性影响。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文化革新迫切需要科学方法论，严复为此译介了承载英国近代实验科学求真精神的穆勒逻辑体系和耶方斯逻辑学说，试图以“黜伪而崇真”的方式为中国近代文化注入理性力量，从而通过“瘉愚”达到“疗贫”“起弱”的目的。他在《穆勒名学》和《名学浅说》两部译著中，构建了一套汉译逻辑术语体系，包括对穆勒原著中的“逻辑”“词项”“命题”“推理”“演绎”“归纳”“三段论”以及对探求现象间因果关系的逻辑方法等术语的翻译，大多赋予其本土化的语言表达方式。

　　经严复创设的本土化汉译逻辑术语，形成了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解释力的话语体系，奠定了重建中国近代逻辑观的基础，实现了对亚里士多德创立的演绎逻辑及穆勒经典归纳逻辑的引进和创造性转化，打开了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相互比较的通路，使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期的逻辑话语体系重建成为可能。虽然严复的翻译用语因太过古雅而有些难懂，但无法否认他是中国近代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的开拓者。

　　开启西方逻辑中国化的进程

　　严复为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所付出的努力，开启了西方逻辑中国化的进程。基于近代中国寻求文化救国之路的迫切需要，严复意识到理性文化的缺失与国家的贫弱有着因果关系，即理性在文化自觉和自强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为此，他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为“一名之立”而“旬月踟蹰”。在他看来，就英文汉解而言，以“名学”这个概念来汉译“逻辑”一词更为贴切，因为“名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博大精深的概念，与其他译名相比较，最为接近也能较为全面地反映“逻辑”一词的含义。因此，虽然严复在其逻辑译著中最早音译了“逻辑”一词，但他最终选择以意译的“名学”来取代音译的“逻辑”。对此，他在《穆勒名学》按语中有解释：“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名理探》，乃李之藻所译，近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姑以名学译之。”在他看来，唯有以“名学”来汉译“逻辑”，其内涵才能“奥衍精博”。严复强调“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面而用其偏”。这种既不用音译也不用其他意译来指称“逻辑”的汉译逻辑术语，已经超出了简单选择可替换译词的语言转码方式，体现出严复在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过程中的独具匠心，即一方面试图寻求中西文化之间的可对话性、可理解性的用语，另一方面更充满了对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能够促使国人重视和掌握作为推理、论证的逻辑学说的期待。

　　虽然严复译介的《穆勒名学》仅为原著的半部，但其中既包括穆勒创立的经典归纳逻辑，也有穆勒对亚里士多德演绎逻辑的阐释，以及对归纳与演绎关系的分析，尤其是对演绎推理一般性前提的追问。严复以大量按语和夹译夹叙的方式阐发自己的见解，似乎意在通过与原著作者进行对话与交流来引导国人加深理解。如借助“籀”来表达推理，形成了“内籀”“外籀”和“外籀联珠”等汉译术语作为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和三段论推理的译名。在严复那里，“内籀者，观化察变，见其会通，立为公例者也”；而外籀亦称为“外导”，其“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既阐明了归纳和演绎两个概念的内涵，也指出了二者的关系。他还将穆勒提出的“内籀术”求因方法译为“统同术”“别异术”“同异合术”“归余术”和“消息术”，使求同法、求异法、求同求异并用法、剩余法和共变法的特点在汉译术语中得以强调。显然，在严复那里，对西方逻辑术语进行汉译所创设的全新概念，不仅仅是语词的选择和使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赋予逻辑术语特有的本土文化含义。这对于国人主动接受西方逻辑并自觉与中国逻辑学说共融产生了重要的引领作用。严复通过意译进行中西互释，使西方逻辑术语汉译本土化，丰富了中国语境下的逻辑话语体系，凸显了他对文明互动进行创新性发展的主体意识。

　　激活中国逻辑的世界性

　　由严复肇始的汉译西方逻辑术语本土化工作，推进了中国逻辑回归世界逻辑话语体系的研究。为了回应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命题，严复以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来寻求文化融通的路径。他作为激发中国逻辑显现出世界意义的第一人，以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使西方逻辑中国化，也推动了中国逻辑世界化。

　　在严复汉译西方逻辑的带动下，沉寂了两千多年的以墨家逻辑为代表的中国古代逻辑学说得以重生并进入世人的研究视野，其作为世界逻辑学说三大源头之一的特有地位从此得以确认。中国逻辑也从此被重新定义，其内蕴了墨家逻辑及其先秦时期其他逻辑学说的底色样貌，并吸纳了对因明逻辑和西方逻辑汉译术语本土化的思想资源，从而形成了自严复开始的中国古代逻辑重见天日、在中外逻辑之间进行比较研究的壮美学术景观，使埋藏在深处的中国逻辑话语体系所具有的世界性普遍意义得到开掘和展现。

　　从20世纪初开始，受严复译介西方逻辑使逻辑术语本土化的影响，中国逻辑的世界性被激活，思想家们对先秦名辩学展开训诂校勘等一系列的深入研究，形成了中西逻辑互释、相通的研究范式，使中国逻辑话语体系所具有的本土文化特征与人类思维规则的一致性被揭示出来。在严复的影响下，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表现出多样性。王国维将耶方斯的《逻辑基础教程》汉译为《辨学》，体现名辩之学的意谓。梁启超以“据西释中”的方法阐释墨家逻辑的理论与应用，进行了与西方逻辑、印度因明之间的中外逻辑体系的比较研究，确认墨家逻辑体系的重要性。孙诒让则以训诂的方法对《墨子》进行精准解读，使墨家逻辑体系及其世界意义重新回到思想家们的研究视野中。胡适论证了中国古代有逻辑，并考察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尤其重点分析了墨家逻辑的推理类型等。谭戒甫则对先秦名辩学进行深入研究，并通过与因明的比较来研究墨辩的独立性特征。汪奠基系统研究了从先秦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确证了中国古代逻辑在世界上与古希腊逻辑、古印度逻辑同为三大逻辑渊源之一的地位。沈有鼎曾以西方现代逻辑为工具，通过文本注解和义理阐释来重估墨家逻辑，使墨经中的逻辑方法得以充分展现。作为系统引进西方现代逻辑第一人的金岳霖，也对严复译著《穆勒名学》及其原著十分重视，他结合原著来解读严复译著，并对严复未完成汉译的部分有重点地进行了分析与评价，这对推进逻辑学的比较研究和开显中国逻辑所具有的世界思想史价值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由严复开启的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不仅激发了国人对中国古代逻辑样貌的系统重现和西方现代逻辑的积极引入，也为中国逻辑再现世界意义及重建话语体系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近代以后展开的一系列汉译逻辑术语本土化过程，如汉学家所言，改变了逻辑学在中国文献和语境中持久的陌生感，中国逻辑话语体系超越文化和语言的边界，凸显其世界意义。

　　（作者系上海大学哲学系二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