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移动终端的加速升级,人的“数字化生存”已经从预言变成现实。人们既受益于数字化带来的便捷和高效,又受困于数字之网对生命的束缚和压制。平台经济持续不断地侵蚀醒着的时间,使当代的数字劳工变成无休止工作的经济人,屈服于资本逻辑的操控。大数据和算法使生命变得透明,它们在培养用户黏度的同时也在侵犯隐私和桎梏思维。每个人在网络空间里最轻微的动作都受到平台的记录和监视,遭受着数字系统的凝视和“殖民”,使得生命被无限地资本化。智能手机正在成为一种侵入性技术或者说征服“集置”,支配着人们的身体、思想和精神,专注和沉思的能力被无声无息地蚕食,导致信息取代知识、数据埋葬真理,生命的内在愈发空洞。
全日制经济人:工作和休闲界限的模糊
伴随着数字技术的革新,一种由数据驱动、依托于互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新经济形态即平台经济应运而生。如今,从基本的衣食住行到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享受,都离不开平台的中介作用。对于那些服务于数字平台的员工而言,生活时间被工作时间不断地侵蚀,传统的到点上下班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望。在效率和业绩的指挥棒下,“996”“007”工作制正全面推广,无薪加班成为常态。在数字化时代,工厂社会走向社会工厂。也就是说,整个社会都变成生产和制造的工作场所。人们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绝对律令。一旦任务下达,数字劳工就要突破时空因素,将自身投入到超负荷、不间断的工作状态之中,而生命也由此深陷资本逻辑的规训之下。
当一切都趋向在线化,工作愈加实现空间层面的流动性和时间意义上的瞬时性,自由状态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扰乱和破坏。数字化的生产方式使得工作的幽灵如影随形,导致“打工人”的内心始终惴惴不安,时常被无形的压力和焦虑所笼罩,难以真正获得身心的放松和精神的惬意。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在一昼夜24小时内都占有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要求”。在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相互渗透乃至界限不分的数字生活中,从前的生物钟遭到破坏,开机/关机的对立逻辑早已过时,生产和消费没有片刻停歇。人们不得不与网络保持同步,以便加快自身在数码环境中的工作速度。因为在幻影般的数字世界中,我们被抛入一种“加速度”状态,这种状态要求更快地工作、更快地行动、更快地思考和更快地生活,延迟正逐渐地被消除,这逼迫生命陷入无眠之夜。
平台将数字劳工视为创造财富的“工具人”,通过鼓吹“工作时间越长=工作越努力=回报越多,越能达到自我实现”的绩效主义逻辑,将对劳动者的“他者剥削”转换成劳动者自愿的“自我剥削”,从而以一种“柔性的暴力”实现对数字无产者的控制。数字劳工普遍地沦为智能化平台系统的附属物,也成为数字资本增殖的零件,重复着繁杂、机械的工作日程。资本的欲求无休止,相应地,对劳动者时间的占有也就持续不断。7/24全天候的工作体制使得白天与黑夜、现实与梦境、工作与休息、公共与私人之间的界限走向消弭,生活没有暂停键,也没有关机键,只有看不到尽头的工作量。平台极力将人们每天醒着的时间货币化,就连睡眠也正在被资本侵蚀和剥夺。离线变得愈发困难,安心地沉睡变成一种奢望,电子屏幕面前更多的是“无法闭上的眼”。
算法控制:数字系统对日常生活世界的“殖民”
在万物互联的时代,海量数据被迅速地生产出来。对于数据主义者而言,宇宙也不过是由数据流组成的,以至于可以把全人类看作单一的数据处理系统。数据由用户在网络空间进行的各种活动,如搜索、发帖、社交、购物、点餐、健康打卡等形成,这些微不足道的网络足迹却被受经济利益驱使的数字资本家视为牟利的原材料。当数据被视为一种资本形式,平台就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从尽可能多的来源收集数据。由此,私人数据被大规模地提取和商品化,生命被数字之网捕捉。
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指出,“正像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在更高的阶段上从经济方面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一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算法将用户在数字环境中产生的大量数据转化为关于他们自身的信息和知识,从而向用户提供符合他们需求和意愿的个性化内容,这反过来塑造着用户看待世界和自我的方式。当算法洞察了人们的所思所为和社会关系,掌握着人们的欲望、偏好和心理状态,影响着人们的决策乃至认知和体验世界的视角,算法就成为一种支配性权力,编织和操弄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方式。诚如尤瓦尔·赫拉利所说,“大数据算法有可能比我更能监测和理解我的感受,而掌控一切的权威也可能从人类手中转移到计算机手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信息社会中得到延续和转变,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越来越多地表现在象征性的、非物质的、认知的、交流的人类活动中。数字资本主义实现了资本主义存在方式的数字化转型和数字资本的扩散,但它依然将利润置于所有其他价值之上。借助智能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深度学习能力的拓展,算法更加深入地将人们的网络活动解析和归档,变得比人本身还更加了解他们的生活细节及生命的内在。它不仅具有分析性和预测性,更具有操纵性。随着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屈从于数据驱动的监管,社会也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技术官僚性质,而个体的日常生活也受到更深层次的侵犯。从这个层面而言,算法正成为数字时代的一种“治理术”,它的资本主义应用遵循着以利益为导向的商业逻辑,渗透到我们在网络世界所做的一切中,支配着生存世界的秩序和架构,削弱着人们的能动性和批判精神。
智能手机:数字时代的“上瘾现象学”
智能手机作为极具吸引力和刺激性的媒介,正在成为一种侵入性技术或者说征服“集置”,它支配着人们的身体、思想和精神,迫使人们重新定义自我以及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无法闭上眼”的人们迷失在光怪陆离的数字魅影中,在不间断的移动时空中任由泛滥的信息和电子光影涌入头脑而不加分辨,导致喧嚣和噪音扼杀了反思与批判。越来越多的人透过屏幕感知外在,让手机代替自我的实践去体验世界,这不仅加剧了感性世界的贫瘠和萎缩,而且将“虚体”式的自我,锁闭在囊括一切的微型电子世界,无法抗拒,深度上瘾。
在一个被快速流动的图像所主宰的时代,意识在信息的海啸中永无安宁,人们大多数时候只是在一个网站与另一个网站之间、一种网络环境与另一种网络环境之间飞快地掠过,导致信息取代知识、虚拟高于真实。乔纳森·克拉里指出,“有人明知这种希望是虚假的,还对此不依不饶,好像多点击一次鼠标,再滑动一下触屏就会别有一番天地,似乎就能获得救赎,就能逃离那令人窒息的单调乏味,我们已经沉溺在里面太久了”。不仅物失其灵,而且人也被抽空意义。日常生活的决策和各种问题的解决都交给技术,人们所关注的只是琐碎的、非本质的、非反思的甚至庸俗的方面,在猎奇和闲聊中沉迷于流动的娱乐盛宴。如今,我们不再像马克思时代的工人被束缚在血汗工厂的机器上,而是将智能手机这样的电子枷锁随身携带,变成数字系统的附庸,在资本主导的网络空间被同化、消解和反噬。
当下的世界在以互联网速度运行,数字通信正全面接管我们的生活,个人变得严重依赖智能技术。正如韩炳哲所警示的那样,“如今,我们痴迷于数字媒体,却不能对痴迷的结果做出全面的判断。这种盲目,以及与之相伴的麻木即构成了当下的危机”。大数据支撑了运算,却清除着思考。浅浏览取代深阅读,走马观花取代全神贯注,短平快成为时代追逐的对象。人成了无所用心的检索机器,沉溺于倏忽而来、转瞬即去的各种符号和感官刺激中。智能技术越聪明越精巧,人越无知越愚钝,丧失特有的洞察力和灵性。智能技术对现实世界进行颠覆性重塑的同时,也使生命变得支离破碎、空洞和颓败。人的全部感觉被冷漠无情的数据和巨量的信息噪音所侵蚀,目光呆滞、双脚懒怠、内心空乏。情感的神圣发作依然被淹没在数字时代“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悠远和诗意趋于消逝。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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