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称问题在当代西方语言哲学中备受瞩目。这一沿袭自密尔专名理论的问题，最初探讨的是名称与指涉对象之间的关系。经由弗雷格与罗素的摹状词理论，以及克里普克（Saul A. Kripke）的历史因果理论的发展，指称问题俨然已成为汇聚传统的名与实、真理及必然性等基础议题的纽结。在20世纪初，逻辑经验主义的领军人物石里克（Moritz Schlick）同样对密尔所开辟的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同时期的罗素提出的摹状词理论不同，石里克借助于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在数学中关于隐定义（implicit definition）的界定，为严格指示词（rigid designator）这一日后由克里普克明确提出的概念提供了一种富有创见的先驱性探讨。
基于隐定义的严格指示
石里克在著作《普通认识论》中，围绕对符合论真理观的证成展开了对认识论的系统考察，并给出了对于指示关系的完备解释。与受到密尔影响的同时期诸多哲学家一样，石里克将指示关系视为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通过概念指示对象是我们极为重要的一种认识方式（means of knowing）。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认识方式则是通过“意象”（image）来直观地认识实在。为了回应一些混合这两种基本认识方式的主张，石里克将严格性（rigor）或确定性视为区分标准。通过概念的认识，可许诺严格性；通过意象的认识，则总是含混的（尽管可以满足诸多实际认知需求）。出于对符合论真理观的主张，石里克将科学知识置于更崇高的地位。如此一来，通过概念达成的认识，才可许诺科学知识所要求的精确性。
对于概念如何严格指示对象的解释，构成了石里克的认识论工作中与当代指称理论最为切近的部分。石里克指出，严格性首先在表面上维系于概念拥有其确切定义这一事实。作为不同于实在的抽象物，概念本身相较于意象这类知觉经验而言，其思维形态就具有精确性。这种表面的严格性在石里克看来已然满足了大部分科学工作的实际需求，但无法满足认识论的目标。例如，考虑我们对“银”这种金属的指示，如果我们依赖于对金属银所具有的知觉意象进行指示，则总有相近的事物会带来混淆（如某种合金）。此时，诉诸银的科学定义如“原子量为108”则可以提供严格的指示参照。
然而，如果在一个实际的场合里对某块特定的金属银进行严格指示，我们最终仍然需要借助对相关实验（确定这块金属的银原子量）的知觉意象来加以确认。在石里克看来，这一倒退对概念指示的严格性构成了威胁。一个概念定义中的属性总是需要进一步的定义，而避免这种无限倒退的终点通常还是直观的知觉意象。这种主张对概念指示的严格性构成了两难：要么同意某些直观具有完全确定的内容（这与石里克的分类前提冲突），要么接受某种密尔式的彻底经验论，认为一切概念就像意象这类心理过程一般是模糊的。
石里克对这一两难的解法，在于为概念定义的无限倒退提供一种不同于直观的知觉意象的终点，其核心依赖于希尔伯特所提出的隐定义。希尔伯特提出隐定义旨在确保数学知识的严格性，从而使近代几何学摆脱对于直观有效性的依赖。隐定义的实质在于，确认一些不可再被定义的基础概念（如“点”和“线”），然后依托于这些概念满足相关公理这一事实来定义它们。显然，隐定义所涉及的基础概念满足了石里克终止无限倒退的要求，而隐定义提供的操作性规定则使它们无需再涉及直观。如此一来，这类基本概念仅关乎相关判断（公理）得以表达这一事实，而不再承载任何具体的内容。通过引援隐定义，石里克为概念严格指示的原则性提供了担保。当然，石里克明确认识到了脱胎自数学的隐定义所能担保的概念严格性在经验科学中的局限。因此，他区分出更为常见的具体定义（concrete definition）作为补充，后者是最终基于直观形成的定义，因而丧失了绝对严格性。
总体而言，对于概念与指示问题的探讨在石里克的认识论工作中服务于他所主张的真理符合论。他的符合论思想深刻影响了塔斯基的语义分析，并成为逻辑经验主义在真理观上的标志。
与主流理论的差异
就同时代而言，石里克关于严格指示的理论基本站在了罗素摹状词理论的对立面。这种对立在指示关系上极其显著，罗素的摹状词理论通过不同的描述来建立概念与对象之间的指示关系，从而区分了“描述知识”（knowledge by description）和“亲知知识”（knowledge by acquaintance）。但对于罗素而言，亲知知识占据着更为基础的地位，我们的一切知识都依赖于此。罗素关于摹状词与亲知的探讨，基本符合石里克对直观意象及派生概念的看法。直观意象在不依赖中介直接呈现知觉经验的特征上符合亲知的定义，并且石里克也明确强调直观意象所具有的“熟知性质”（familarity-quality）。而概念内涵中的不同属性及其进一步分解都与描述一致（实际上两人在此都沿用了密尔的概念框架）。尽管石里克只是诉诸直观意象不可避免的模糊性，从而并未提供对于罗素这类想法的反驳论据，但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竞争立场是显而易见的。
石里克和克里普克的共同之处在于，二者都以各自的方式刻画了严格指示。另外，他们对于最初指称的确认方式也具有相似性。克里普克对于专名和自然类通名所给出的指称确认方式是命名仪式，而命名仪式以实指的方式确认其指称对象。这一最初的命名仪式允许任意性，并且对于专名后续的因果历史是相对次要的。在石里克看来，即便是对于自然科学而言，大量对象的名称确认也不过是一种任意的约定，即便随后它们组建的认知之网构成一些描述性真理。
与此同时，两人对于严格指示概念的类型学以及严格指示的理解都有着极大差异。克里普克的严格指示词一般以专名为主要类型，同时包含了涉及自然类的通名。而且至少就论证线索而言，克里普克的重心倾注于对专名的论证，对自然类则是推论得知。但这两类严格指示词仍然涵盖了自然语言中的大量概念（虽然就某一概念本身而言并不总是作为严格指示词来使用）。由于石里克将概念指示的严格性维系于数学中的隐定义之上，并且谨慎地限制了严格指示的范畴，在他看来，大量经验科学概念作为一种任意的约定是不具备严格性的，它们被归属于具体定义的范畴。因此，严格指示的荣誉仅归于那些组建公理的隐定义概念，因而只涵盖了数学和部分物理学中的基础概念。尽管隐定义概念在科学实践中也可能被发现最终适用于那些通过具体定义挑选的对象（从而达成了精确科学将数学概念系统应用于世界的目的），但严格指示的范畴仍然被石里克紧缩了。
石里克和克里普克在严格指示词范畴上的差异，扎根于他们对严格指示的严格性采取了不同理解。克里普克的严格性标准在于指示词在不同可能世界都指称同一对象，并且不依赖任何指示词所包含的摹状词。而石里克的严格性标准并不涉及任何可能世界语义，而是在于指示词与指示对象在现实中的严格指示性。石里克通过隐定义刻画的严格指示去除了任何偶然或任意的因素，这在实质上仍然属于传统“先验必然性”的范畴。
诚然，克里普克关于“后验必然”的论述在语言哲学尤其是指称理论中具有非凡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通过先验必然刻画严格指示的哲学传统就遭到了驳斥。考虑到克里普克关于自然类通名作为严格指示词的推论并不如他对于专名的论述那般充分，他提供的以自然类的本质属性或内部结构来说明严格性的尝试，也并未取得广泛的认可。相比之下，石里克基于隐定义的严格性标准则立足于相关概念之于公理的构成性地位，而公理本身的必然为真则依托于他所持有的符合论真理观。这样一种“先验必然”路径在科学主义者所青睐的符合论真理观下为概念与对象的严格指示提供了一种自洽的刻画。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碧泉书院·哲学与历史文化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