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动物增强技术伴生于新兴人类增强技术，是对动物的物理能力（免疫力、体魄、表型等）和精神能力（认知、情感、意识等）进行调节和改进，使动物自身功能水平得到根本性提升的一项当代重大工程技术。“动物增强”（Animal Enhancement）作为术语是随着新生物医学技术的兴起和关于“人类增强”（Human Enhancement）的激烈辩论的双重背景下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在新兴动物增强技术出现之前，英语中常用的术语是“动物育种”（Animal Breeding），而在拉丁语中，“动物改良”（Animal Improvement）的表达更受欢迎。与新兴动物增强技术不同的是，这些术语最初是指一种通过人工选择和杂交育种的实践（被认为是动物增强的原初形式）来改善动物种群的技术程序，并没有招致较大的道德非议。但通过医疗药物、脑机接口、基因编辑、延展认知、人—动物嵌合体来实现对动物某种程度的调节和改进的新兴动物增强技术一经产生，就引发了极大伦理争议。争议双方围绕以下三个核心问题提出了一些可供辩驳的论点和反论点。
动物增强技术是否改变了动物身份？动物增强研究中被引用最多的例子是关于增强动物的认知功能机制的研究，特别是学习和记忆机制的研究。随着人类干细胞和小鼠细胞质杂交胚胎的诞生，特别是人—动物嵌合体的出现，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具有不同道德地位的转基因动物的新物种，而不只是增强现有的动物。尽管目前还没有“拥有人类大脑的动物”被制造出来，但这一技术的前景已激起了相当大的伦理争议。争议的焦点是一些科学家和伦理学家担心，动物增强技术可能会培育出具有类似人类认知能力的动物，或者导致人类胚胎在动物体内生长，从而改变其动物身份。
一些研究者认为，动物增强技术并不会改变动物身份，无须太多道德质疑。安德鲁·T. 克兰（Andrew T. Cran）等人发现，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动物嵌合体胚胎（HACE）研究可以在不导致动物人性化（具有人类特征）的情况下进行，动物身份并不会因此改变。他们的最新调查数据表明，HACE研究已成为人类组织和器官的重要来源，可用于解决全球器官捐献短缺的问题，多数美国公众看到了HACE研究的潜力，准备以各种形式接受它。西尔维·波尔特（Sylvie Bordet）等人认为，嵌合体指的是将干细胞、诱导多能细胞或一个物种的核移植方法的产物引入另一个物种的生物体中而产生的生物。人—动物嵌合体已在实验室中研究多年，显然没有引起关于物种混合的太多争论，涉及人类生物材料的嵌合体被用于包括干细胞研究在内的各个领域，实体器官移植以及包含造血干细胞的骨髓等细胞移植已被公众和法律接受。
持反对意见的一方认为，动物增强技术在创造人—动物嵌合体时可能会导致动物身份改变，这会产生一系列的伦理风险，如引起道德混乱、侵犯人类尊严、损害动物福利等。杰森·斯科特·罗伯特（Jason Scott Robert）指出，反对创造新的跨物种生物最合理的依据是引起道德混乱。当人—动物嵌合体的表型明显地表现出人类特征时，可能会模糊人类和其他生物之间的边界，引起公众对人类身份属性的担忧。弗洛伦斯·伯格特（Florence Burgat）强调，转基因动物是一种基因组中引入了来自其他物种的一个或多个基因的生物体。转基因技术的引入使动物在生物学上更接近人类成为可能。卡布雷拉·特鲁希略（Cabrera Trujillo）认为，人类衍生物质的移植可能会创造出具有认知能力或行为类似人类的嵌合体，这可能会侵犯人类尊严。罗多尔夫·布尔（Rodolphe Bourre）说，如果这些嵌合了人类脑细胞的动物发展出了类似人类的意识，进而改变动物本身的性质，人类应该如何看待它们？它们究竟是人还是动物？斯图尔特·纽曼（Stuart Newman）长期反对嵌合体研究，他意识到自己是科学界少数持不同意见的人之一。困扰他的并不是在动物身上培育人体器官的想法，而是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打开制造中间物种有机体的大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没有自然的停止点。
动物增强技术的目的究竟是动物的利益还是人类的利益？动物增强没有最终目标，无论提升、加强、优化、改进或增强，都是对动物的生物特性进行人为修改。因此，阿明·格伦沃尔德（Armin Grunwald）认为动物增强是“某人根据某种标准强化某物”的一种技术程序。不可否认的是，动物增强的所有技术程序都包括不可能获得动物的知情同意；动物是否被修改、什么时候被修改、用什么方式修改，完全取决于确定增强标准的人。这些标准既然由人制定，而动物在增强技术中始终没有话语权。那么，由人制定的标准究竟是为了动物的利益还是为了人类的利益？
一方面，动物增强技术的研究人员的出发点是通过研究改良动物的做法来了解更多关于人类增强的知识，他们认为人类对动物的增强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而很少考虑动物本身。阿里安娜·法拉利（Arianna Ferrari）、伯格特和加里·科姆斯多克（Gary Comstock）等哲学家指出，在一个由人类决定行动优先级的世界里，即使是对动物进行改良（更不用说增强），也几乎总是为了人类自身的利益，而很少考虑动物自身的利益。例如，法拉利认为，动物增强实际上助长了一种强烈的以人类为中心的家长主义作风，将“自然”呈现为人类科技企业可以殖民的最后疆域。伯格特指出，动物增强的目标从来不是让动物的生活和福祉更好，而是改进对人类有用的动物特征。科姆斯多克强调，如果像动物权利主义者汤姆·雷根（Tom Reagan）所说的那样，动物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主体，那么我们就无权把它们当作达到目的的手段，不能仅仅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增强动物。
另一方面，支持动物增强技术的目的是为了动物利益的研究人员认为，很多增强或减弱的技术程序的初衷也是为了动物利益，它们解除了动物的痛苦。陈淑桦（Sarah Chan）指出，对动物利益的考虑是动物增强技术伦理的核心，我们可以根据其他动物的利益，对它们负有道德义务。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当增强对动物总体上有好处时，动物增强就可以像人类增强一样，成为一种道德义务。其他研究人员也认为，虽然直接考虑动物自身利益的动物增强的实践很少，大多都是徘徊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间接考虑动物利益，但动物增强技术在客观上对动物利益有好处，因为在人类增强的伦理框架下，兼顾了动物的利益，很多实验目标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解除了动物的痛苦。所以，不能妄加断言动物增强技术完全是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应该确切地说人类同时肩负保护动物的义务。这似乎又回到了伦理学上旷日持久的功利论和义务论的争议上。斯蒂芬·梅尔（Stephen May）认为，为了所有动物物种的利益而增强它们的义务问题则更具挑战性，增强家养动物以帮助它们与人类一起享受美好生活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增强野生动物的伦理义务尚不清楚。综上，功利论和义务论的论点只适用动物个体或单一物种的伦理范畴，超出这个范畴就都站不住脚，这需要引用“物种间正义”的论点来弥合。尽管伦理争议仍在继续，很难在短期内尘埃落定，但动物增强技术已如离弦之箭势不可当。
动物增强技术究竟是提高了动物福利还是损害了动物福利？在动物增强研究中，有关动物福利的问题从来没有被排除在伦理争议之外。从术语上看，“增强”（Enhancement）本身是褒义词，极易使人们联想到这是一种提高动物福利的技术程序。另外，皮耶罗·加佑左（Piero Gayozzo）专门撰文提出了与动物增强相关的另外几个术语，如animal uplift（动物提升），animal augmentation（动物加强）和animal disenhancement（动物减弱），并认为它们容易被混淆使用，需要进一步阐明和澄清。这些术语虽然相似，但它们指的是不同类型的技术程序，在特定语境和不同场合中可以另行使用。除了“动物减弱”这一有些像贬义词的术语之外，其他术语貌似都是旨在提高动物福利的褒义词。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部分研究人员认为，动物增强技术可以消除动物痛苦、帮助残疾动物恢复行动能力、提高动物认知能力和增强动物的抗病性，这实际上有助于提高动物福利。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是一名素食主义者，他反对人类对动物的剥削，主张使用微电极、神经药理学和基因疗法来减少或消除个体层面上的痛苦，提议将增强的伦理框架从以人类为中心的角度转变为非人类中心的角度，呼吁开发和使用消除动物痛苦的增强技术。伊丽莎白·奥曼迪（Elisabeth Ormandy）指出，虽然已经创造了许多转基因和基因编辑的农场动物来提高生产力、效率和利润，但有关转基因动物的应用技术的目的最初就是通过增强抗病性来改善动物福利。詹姆斯·休斯（James Hughes）捍卫了平等考虑利益的原则，认为提升残疾动物的义务与我们提升残疾人类的义务一样大。玄英索（Insoo Hyun）等人赞成嵌合体研究，他们借鉴了安德里亚斯·舍德尔（Andreas Schedl）等科学家用人类基因拯救小鼠眼睛的研究成果，发现将同源的人类基因转移到老鼠体内，以检查其拯救眼睛突变的能力时，结果令人信服：一只眼睛再次形成，老鼠体内的人类基因拯救了老鼠的眼睛，这是动物增强技术提高动物福利的有效实验。此外，新生物医学技术也功不可没，它能增强动物免疫力，使动物获得更加健康的体魄和能力。
与此同时，反对声浪似乎铺天盖地。科姆斯多克认为，动物增强技术也可能使动物的生活变得更痛苦，如带有人类生长激素基因的猪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疾病。法拉利从超人类主义倡导者的角度审视了动物增强，他批判地指出，在当前的研究文献中，即使在超人类主义者中，也缺乏对动物痛苦、实验和剥削的关注。伯格特从一个更广阔的角度来探讨动物增强，她认为动物增强技术在动物的健康和福利方面都没有任何真正形式的“改善”，而只是要改进它们对人类有用的动物特征。陈淑桦以人类为了鹅肝而强迫饲养肝脏肿大的鹅为例指出，许多为了人类目的而增加动物适应性的“增强”显然违背了动物利益，这种所谓的“增强”严重损害了动物福利。妮基·奥斯本（Nikki Osborne）等人认为，虽然基因操纵可以被认为以不同的方式“增强”动物，但所有改变动物遗传物质的做法都会带来伦理问题，其中一些涉及对动物福利的不良影响。罗威娜·帕克（Rowena Packer）说，人类成功地操纵了猫和狗的表型，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表型变化与遗传疾病有关，它们对动物福利构成了重大威胁。
（作者系湘南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