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感知他人的问题与身心问题一道被认为是心智哲学的两大基本问题。17世纪，笛卡尔开启了近代西方哲学“非对称性”的他心感知传统——我们对自身的心智状态是直接可通达的，而他人的心智状态对我们而言则是神秘的、无法直接通达的。这种无法直接通达性，对他心感知构成了特别的挑战。在笛卡尔之后，哲学史上围绕这一主题展开的讨论主要有：类比论证、行为主义论证、符号语言论证、归纳论证、假说—演绎证明等。其中，类比论证的影响最为深远。
类比论证的开创者是密尔（J. Mill）。基于笛卡尔非对称性的他心感知前提，密尔认为，尽管无法直接感知他人的心智状态，但是我们通过观察他人的行为表现，能够发现他人的行为表现和我们的行为表现之间的相似性，由此可以推断他人和我们一样具有相似的心智状态。密尔提出的类比论证思想经罗素、艾耶儿等人的发展，在很长时间内成为处理他心感知问题的主要方案。
尽管类比论证影响巨大，但自提出以来也一直遭受猛烈批判。例如，维特根斯坦和斯特劳森（P. Strawson）等语言学家否认了类比推理的合法性，主张我们无法将以第一人称作为主词的自身心智状态描述用到以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为主词的关于他人心智状态的描述中去；舍勒和加拉格尔（S. Gallagher）等现象学家否认了类比论证“他心无法通达”的前提，强调他人的心智状态能够在我们与他人的交互中被直接感知。
事实上，当哲学家们尝试以颠覆类比论证的方式消解他心问题的时候，才真正触及了他心感知的理论内核——我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感知他人的心智状态并达成与他人的交互？在今天，这样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科学问题。而要回答好他心感知这样复杂的问题，必须诉诸哲学与经验科学交叉的跨学科视域。丹尼特（D. Dennett）曾经区分了心智哲学研究中的两个不同层次：亚人层次（sub-personal level）和全人层次（personal level）。亚人层次的解释诉诸脑和神经系统中的事件与过程；全人层次的解释将他人看作一个能够根据自身的信念和判断作出选择的行动者。
从亚人层次的角度看，他心感知过程就是大脑基于当下的感官证据（可以是我们听到的他人的言语、观察到的他人的行动和表情等），利用层级生成模型，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概率性预测的过程。近年来，这种基于神经科学中的“预测加工”（predictive processing）模型来解释社会现象的进路，受到越来越多哲学家的关注。预测加工模型的基本主张是：大脑是一个基于概率的推理系统，它基于已有的知觉结构以及当下的感官输入，进行不同层级之间的神经刺激循环，由此生成关于引起知觉远端起因的最佳预测结果。
在社会情境中，大脑以同样的方式对他人的心智状态进行概率性的预测。例如，看到他绯红的脸庞，我预测到他内心的害羞；看到他的手势，我预测到他拿起水杯喝水的意图。不过，在我预测他人的时候，他人也在预测着我。当大脑的预测结果与当下的感官输入基本一致的时候，我们就达成了对他人的理解；当大脑的预测结果与当下的感官输入不符的时候，就产生了预测误差。这个时候，较高层次的神经环路通过快速的知觉推理或者采取身体行动的方式来调整预测误差，最终形成对他人心智状态的最佳预测。因此，从神经信息处理的角度说，他心感知就是在形态上相似但又不同的预测大脑之间不间断地进行双向预测，以获得最佳预测结果的过程。在此意义上，语言、身体行为、情绪等是人类为了将关于他人的预测误差降到最低而自发衍生出来的手段。
我们看到，这种凸显大脑神经动力学的理论模型消除了他心感知的“神秘性”，为他心感知过程在亚个体层面的神经过程提供了简洁和清晰的说明。但是，正如丹尼特所意识到的：“如果我们忽略了全人层次，那么我们就在真正意义上忽略了（个人心智状态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自下而上的亚个体层次对他心感知的解释，还需要关注自上而下的个体层次的解释。与亚个体层次的解释相对，全人层次的解释首先将他人看作一个在世界中根据信念和判断而采取行动的理性行动者。这意味着，他心感知不仅涉及大脑神经层级之间的双向预测，还涉及我们与他人之间精细而复杂的具身性耦合。
贝克莱的极端主观主义强调感知的私人性，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强调认识的普遍有效性。但梅洛-庞蒂则希望在知觉经验中将两者统一起来。他强调，知觉先于意识。例如，当我们用手触摸一块布料，那种对布料的体验是一种真实而饱满的触觉体验。这种体验未经意识改造，是由布料自身呈现给我们的原初经验。在此意义上，知觉世界不是纯粹的物理世界，也不是由纯粹意识活动建构的世界，而是一个“人与世界、与他人、与自己”打交道的生存环境。在我们与他人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既不将他人置于自在之中，也不将他人置于自为之中”。相反，我们与他人共同参与了一个主体间性的视角：“存在着合理性，这就是说，视角相互印证，知觉相互证实，某种意义显现出来”，就好像感知左手需要右手的碰触一样，我们对他心的感知同样来自双方的交互。
在梅洛-庞蒂看来，我们与他人之间的交互本质上是一种主体间的身体性交互。换言之，在社会情境中，我们总是对他人的情绪和行动进行由运动—知觉引导的、具有目标导向且富有情感的身体性回应。一方面，这种由运动—知觉引导的行动并非建立在普遍的、脱离情境的世界模型之上，而是建立在具体的社会性情境中，具有一定的目标导向；另一方面，这种由运动—知觉引导的活动具有基本的认识作用。我们以他人在行动中得到表达的意向为前提，通过与他人的运动—知觉耦合而达成对他人的理解。
近年来，拉特克里夫（M. Ratcliffe）和斯图亚特（S. Stuart）等人通过“联合动觉”（enkinaesthesia）的概念进一步发展了梅洛-庞蒂关于身体间性的洞见。联合动觉概念包含了两个层面：主体的神经—肌肉动力过程（包括自我经验的拥有感和行动感），以及因他人在场而产生融合的情感体验。拉特克里夫强调，我们与他人的交互本质上是一种身体的“经验性卷入”（experiential entanglement）：“关于世界的经验不可能脱离于一个人的身体感觉；两者完全是密不可分的。关于身体和世界的经验性卷入具有现象学上的原初性，两者并非彼此独立。”
斯图亚特同样将身体经验作为主体间性建构的基础：“我们从本质上说是动觉的和联合动觉的，能够感知到自身的身体运动以及在世界中的运动，同时能够在相互性的、情感性的神经—肌肉时间流中，情感地影响他人以及受到他人情感地影响，运动以及被运动。这种感知到的身体知觉关系的展开（通过我们的动觉想象及其相关的身体知觉预期）共同影响着我们要如何塑造和适应世界，以及我们将如何适应这些改变等。”通过联合动觉经验，我们不仅感知到他人的情绪、意图和欲望，而且将他人的行动变化带回自身并积极地以恰当方式回应他人。这意味着，当我看到他人愤怒的表情时，我的大脑不仅将这种观察到的面部表情预测为一种被命名为“愤怒”的情绪，同时我的身体也作出了积极回应：我也感受到了愤怒或者害怕的情绪，甚至采取逃跑行为以避免受到伤害等。
因此，感知他人的过程不仅涉及大脑的神经建构，还涉及身体的知觉经验。从亚个体层次上说，大脑根据已有的经验结构以及当下的感官输入，形成了关于他人心智状态的最佳预测；从个体层次上说，他人不仅是我们的知觉对象，更是我们能够作出回应并与之互动的理性行动者。在此图景之中，大脑与身体、知觉与行动、自我与他人密不可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预测心智视野下的群体智能研究”（22BZX040）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