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网讯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总编辑方军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在开幕式上，方军总编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的贺信，殷切希望广大考古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写出好文章、做出新成果，为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贡献。总书记的贺信，为新时代历史学、考古学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方军介绍了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高度重视历史学、考古学成果推进和发展的举措，希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会议主题，发表真知灼见，提出具有原创性和思想穿透力的学术观点，深入研讨，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方军认为，思想不等于独白，学术不等于自嗨。深入研讨交流，对于学术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辑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社会科学网以及其他刊物，愿意为此提供公开发表的园地。
次研讨会共有14场大会报告，正如王震中教授在致辞中强调的，此次会议是“中国上古文明与国家起源”系列研讨会的第六次会议，恰逢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会议保持了一贯的学术前沿性和主题鲜明性。大会主题主要集中在三方面：
1.三星堆与诸文明关系等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殷商文化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王震中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王震中教授的大会报告《三星堆：夏商时期的古蜀文明》，将三星堆出土文物分为独有及在中原和其他地区可见两组文化因素，进而探讨三星堆文化族属，及三星堆与中原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文化交往关系。王震中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夏商时期的古蜀国文化，而非域外文明。他建议未来在三星堆博物馆展陈中，要加强或点明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时期古蜀国的关系。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霍巍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霍巍教授的报告《三星堆：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的对话》回顾了三星堆遗址的三次重大发现，认为三星堆文明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自成体系、传承有序。三星堆文明和中原文明关系密切，是中国青铜时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古代文明的视野下观察三星堆，会发现一些超越具体的考古器物层面、可以上升到精神世界、艺术观念与表现形态层面的相似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的相似性展现出中国青铜文化与世界古代文明诸多的相融性与共通性，在东西方上古青铜文明之间展开了一场精彩对话。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孙华教授做了《三星堆太阳崇拜的特征与源流》的报告，认为三星堆太阳崇拜的特征是将太阳与鸟结合起来，把太阳神的形象设想为人首鸟身，将这种至上神与祖先神联系起来，并将太阳神置于东、西两棵神树和十个太阳组成的宇宙背景之中。古蜀文化的这种太阳崇拜思想、神祇形象和组合形式，应该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后伴随着稻作农业的大传播，传播到了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并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蜀文化中完成了体系化的过程。
2.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原因与标志等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沈长云教授的报告《从夏代国家产生谈到早期国家的标志问题》首先肯定了夏代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后引《殷周制度论》认为夏部族于河济之间，为大邦领导下众邦联盟的复合结构。沈长云先生认为夏的政治组织符合“国家”的基本定义，而夏以前的社会组织则未见有众邦的联合体。
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易建平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易建平教授的报告《文明：定义、标志与标准》从词源学的角度切入，讨论“文明”和“国家”的定义，认为“文明”就是“国家”，研究文明起源，也就是研究国家起源，其核心在于研究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方式根本性质的变化，也就是探究一种与原始社会或者前国家社会本质不一样的管理方式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易建平先生还提出了“文明”起源，也即“国家”起源在史前考古遗存中的12条识别原则、标志和标准。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李禹阶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李禹阶教授的报告《中国史前宗教与社会权力的起源》，认为史前社会权力起源于原始宗教的公共服务功能。原始宗教的祭祀、占卜与天文、农业、伦理等知识、技术的公共功能，适应了聚落社会基于生存的基本需求。在原始宗教输出的公共性服务中，以巫师“权威”为标志的权力因素滋生起来，并异化为它最初公共服务功能的对立面，形成神权、族权、王权三位一体的权力结构。史前中国正是在没有经过明显的财富分化阶段便进入到早期政治国家，形成以血缘宗法制为特色、世俗权力为核心的“早熟的”政治体。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彭邦本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彭邦本教授的报告《君主世袭制——早期文明标志的再认识》呼吁应着重从制度层面探讨文明形成标志，以君主世袭制的形成确立早期国家的形成。结合中国早期文明的实际，恩格斯“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一经典定义形成的两大标志应重新表述为：1.地域联系超越（而不是取代）血缘纽带；2.特殊的公共权力机构的设立。其中第二条中的“特殊的公共权力”，即应是早期国家基本通行的政治上层建筑——君权及其制度，这是古代文明最重要也最醒目的标志，具有一定的普适性。
徐义华研究员的书面报告《社会资源视角下的文明与国家概念》，提出文明和国家起源、形成的过程本质上是人类社会复杂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人群、财富、知识和暴力四种社会资源的运行联系在一起。这四种资源之间的交换、配置关系，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成熟程度和运行特点。当这四种资源在交换和流动中出现不均衡分布，导致资源集中，出现配置和占有的差异，即是社会复杂化。文明指人类出现资源不均衡流动和集中以后的阶段，侧重表达文化的丰富性；国家指暴力成为社会常规性运行因素之后的阶段，侧重表达社会的复杂化。文明包含国家，国家是文明的高级阶段。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刘俊男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刘俊男教授在《论铜器在西亚及中国文明起源中不同作用》的报告中，认为铜器在西亚早期文明中虽然未直接用于农业耕作，但所出现的铜工具为人们总体生产力提高作出了贡献，特别是铜武器为文明时代的到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北部旱作区，大约4100年以来出现的铜器，对陶寺、石峁中期等大城的出现有着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在5000多年前的中国南方稻作地区，其铜器冶炼却仅仅停留在装饰品或可能的容器阶段，尚未发现金属工具，因此，中国南方的文明起源与金属的出现无关。
3.文明进程中的个例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王子今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王子今教授的报告《“貘尊”的生态史料意义与黄河中游文明发育的历史信息》，从青铜器遗存中的“貘”切入，认为“貘”形象及其相关信息透露出生态环境史涉及气候、植被与野生动物分布的趋势。“貘”的存亡，与当时生态环境条件有直接的关系。野生动物分布情势，在历史时期多有变化。而“貘”在中原的消失，提示了重要的生态史的转变。人类活动的影响，也是导致相关历史文化变局的重要因素。“貘尊”等青铜器在黄河中游的发现，也提供了文明重心地区社会文化进步的文物见证。
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杜勇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杜勇教授的报告《康宫年代问题的方法论检讨》从近出曾公
编钟铭文入手，结合清华简《系年》《楚居》篇，重新审视康宫是否康王之庙、可否成为断代标尺这一铜器年代学研究上的重要问题，认为唐兰先生关于“京宫”和“康宫”记载所做出的推断并不能有效支持康宫为康王之庙的论断；而郭沫若先生依据夨令器等说明的康宫性质，能够与近出曾公编钟铭文相印证。杜勇先生对铜器断代法进行了检讨，认为在古文字、文献材料和铜器类型学等方法的使用过程中应综合考量、遵守各门学科的规则，尽量避免达到极限而走向反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高江涛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高江涛研究员的报告《“和铃央央”——陶寺遗址出土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介绍了陶寺遗址最新的铜器出土情况，认为陶寺与二里头铜器间存在本质内涵上的传承关系。陶寺铜器显然非武器与工具类，也非一般普通人所拥有，其功用应是体现身份等级和社会地位的礼仪性用品或者宗教性用品，这也从铜器的角度实证了陶寺文化与社会已经初步形成了礼制或言礼制甫成。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文博学院教授郭旭东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郭旭东教授的报告《甲骨文中的方神属性及四方与四土的关系》认为卜辞中的方神是帝廷臣属，属天神系列而非土地神祇，其地位在风、雨神之上，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东、南、西、北“四土”在殷人心目中是实实在在的地理和政治地域，是商王朝统辖的国土范围。而东、南、西、北“四方”则具有两重属性，它既是具体的地域概念（与“四土”相类），又表示宇宙空间，神灵之乡。“四方”的范畴包括“四土”，是地域与空间宇宙结构的统一体。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教授袁艳玲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袁艳玲教授关于《青铜器上的“S”形纹及相关问题》的报告，认为襄阳余岗墓地出土的大量春秋晚期的S纹青铜器，在制作技术和合金成分上，均与吴越地区春秋晚期的S纹青铜器有着相似之处。另外，在吴楚之间的江淮地区，即吴师入郢的路线上，也发现有大量春秋晚期的S纹青铜器，结合襄阳余岗及周边地区春秋晚期墓葬中出土的大量与吴越地区相似的敛口圜底盘、刻纹铜器等器物，可推测吴师入郢的郢都或在襄阳余岗墓地附近，且依据规模推断，极有可能是宜城楚皇城。
研讨会现场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在研讨会中，与会专家学者就“文明”和“国家”的定义、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标志、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历史道路以及前国家社会与早期国家的管理方式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学者广泛讨论了学术报告中的一些有争议的观点，积极发问质疑，深入交流，博采众长，共同研究上古时代与青铜文明的历史。特别是对当前学界尤为注意的“文明”和“国家”的定义、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标志、中国早期国家历史演进道路以及四川三星堆遗址的相关问题开展了热烈探讨。参加会议的部分学生也对专家学者论文中的观点提出自己独特的思考，并与专家学者在一问一答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会场气氛一度达到高潮。
研讨会闭幕式由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党委书记王丽萍主持。天津师范大学杰出教授、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杜勇作学术总结，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研究员致闭幕辞，重庆师范大学副校长田盈教授致答谢辞。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副总编辑李红岩研究员致闭幕辞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李红岩副总编辑认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讲，上古文明是原点，也是质点。后来的一切都由质点生成而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从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中生成养育中来，所以具有历史必然性。上古文明研究不仅是中国学术研究的大事，而且是一个世界性、国际性课题，需要综合运用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社会学和阐释学等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解读与研究。特别是在历史学、考古学的大好发展形势中，加强理论探讨，注重史论结合，将进一步提升该领域的研究层次与理论高度。值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百年之际，我们应该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致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贺信精神，开创学科建设新局面，本次学术研讨会的意义和价值也正在于此。
“上古时代与青铜文明”学术研讨会参会人员合影 本网通讯员樊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