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近100年的发展，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成绩斐然。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种自然科学方法不断融入研究体系，多学科融合的模式推进了中国动物考古学又快又好地向前发展。

　　古DNA研究以分子生物技术为基础，以古生物DNA为研究对象，能够揭示古生物的进化方式，探讨人类的起源和迁移、动植物的驯化和传播等学术问题。近十年来，大量中国古代动物遗存古DNA研究成果得以发表，从遗传学的角度基本廓清了中国主要家养动物的起源和传播，高通量测序技术将进一步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是进行古食谱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20世纪80年代开始应用于国内动物考古学研究，现已揭示了古代先民对不同动物的喂饲方式以及主要家养哺乳动物的起源和驯化过程。锶同位素分析是研究古代人类和动物迁移以及遗物产地的科学手段之一，2011年开始应用于国内动物考古学研究并迅速发展，从动物迁移的角度展现了动物资源在贸易、生业和社会等方面的重要价值。此外，蛋白质分析和脂类分析等有机残留物分析方法能够判断有机残留物的类型和来源，从而了解古代先民对动植物的加工、利用和相关载体的功能。总之，中国动物考古学现已发展成为一门以对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为中心、涵盖多种测试和分析手段的综合性前沿学科。

　　以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方式为中心

　　动物考古学研究揭示了我国不同地域和文化的古代先民获取和利用动物资源方式的多样性和渐进性。

　　2020年度进行过动物考古研究的遗址有30余处。其中，广西隆安县娅怀洞为一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遗址，出土动物种属以野生动物为主。研究显示，古代先民获取动物资源的主要方式是狩猎和渔捞，狩猎方式随时间推移有所增强，渔猎方式比重减少，利用动物资源的主要方式是肉食来源，鹿科动物的掌/跖骨还用以制作骨料。

　　山东菏泽市何楼遗址（时代为大汶口文化早期，距今约6300—5500年）出土动物遗存中，家养动物包括猪和狗，家养哺乳动物占有绝对高的比例。研究显示，古代先民获取动物资源的方式以家畜饲养为主、渔猎活动为辅，家猪饲养存在圈养和放养两种方式。

　　陕西靖边县统万城遗址为十六国时期大夏国留下的唯一一座都城遗址，出土动物种属均为家养哺乳动物。研究显示，古代先民利用动物资源的方式包括4种，即肉食或食物来源（绵羊、山羊、黄牛和猪）、驮运或骑乘（骆驼和驴）、军事（马）、伴侣或助手（狗和猫），由食草动物所占比例极高的现象推测先民从事游牧生业。

　　2020年度，就某一区域或考古学文化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包括：甘青地区洮河流域、青海东北部地区、青藏高原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陕西榆林地区、山西右玉县苍头河流域、辽宁大连市广鹿岛贝丘遗址群、长江下游和淮河中下游地区（凌家滩文化）等。

　　其中，甘青地区洮河流域开展多学科研究，通过对洮河考古项目的大崖头、齐家坪、灰嘴屲三处遗址出土动物遗存，进行动物考古、古线粒体DNA和碳十四测年的综合研究，得到洮河流域最早的家养绵羊和山羊的测年数据，分别为公元前1900—前1750年、公元前1600—前1450年。据此研究者认为，必须考虑家养食草动物（黄牛、绵羊和山羊）由黄河中游引入黄河上游地区的可能性。

　　袁靖主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9年12月版），综合应用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研究成果，全面阐释中国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生业内涵及特征，并将其与环境背景及变迁、社会发展进程等进行综合考量。

　　特定动物种属的动物考古学研究很有特色。2020年度开展的研究包括：安徽蚌埠市双墩（2014—2015年度）猪骨研究、中原和长江下游地区猪骨研究、浙江宁波市乌龟山鱼类遗存研究、中国北方地区原始牛的研究、新疆地区出土马骨的研究、陕西西安市曲江唐博陵郡夫人崔氏墓出土驴骨研究、河南新乡市宋墓家猫研究等。

　　以陕西西安市曲江唐博陵郡夫人崔氏墓的研究为例，墓主为晚唐泾原、镇海节度使周宝之妻，死亡于878年，该墓的甬道底部及棺床上发现有3头驴骨和4头黄牛骨骼。研究者重点研究了驴骨，发现2头驴体型较小，死亡年龄分别为6—7岁和9岁，说明它们不是被当作驮畜使用的。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表明，2头驴食用了大量C4类植物，说明它们生前被很好地用农作物（如大米、豆子和小米）副产品加以喂养。微形态CT扫描显示，它们属于经常奔跑且转身的动物，这也与驮畜步履沉重而缓慢且朝同一个方向运动的状况不符。综合以上证据并结合文献资料，研究者认为，陪葬的驴子可能是崔氏生前打马球时的坐骑，该研究首次揭示了唐代贵族女性对驴的高度重视。

　　随葬或埋葬动物的考古现象能够反映出古代先民的礼仪活动和精神诉求。侯彦峰等对河南信阳市城阳城址八号墓（时代为战国中期偏晚）椁室的3件陶鼎内、1件陶豆附近以及漆木案西侧的淤泥内出土的祭牲进行了动物考古学研究，认为它们属于楚墓中常见的鼎实用牲，代表了2头黄牛、2条家犬、2头猪、1只羊。其中，3件陶鼎与动物的组合分别为：黄牛+家犬、黄牛+羊+猪、黄牛+家犬，陶豆附近出土的黄牛+家犬，构成了牛羊猪的三牲组合。动物骨骼上除少量屠宰痕迹外，未发现剃肉痕迹，推测骨头是带肉下葬的，用牲在骨骼部位上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偏好选择，与先秦礼书所载不合，但未发现蹄骨这一考古现象，与《仪礼》中用豚“去蹄”的记载相符。

　　骨器研究颇有亮点。一是在已有类型学、动物考古和实验考古等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借助地理信息系统（GIS）开展骨器研究；二是关注牧业经济地区的骨器制造业。李悦等将研究地域由中原转向边疆，对新疆巴里坤县石人子沟遗址（时代为青铜时代晚期至铁器时代早期）出土骨制品进行动物考古学研究，研究表明其骨料来源以羊为主，马和鹿次之。牧业经济保证了骨器制作的原料来源，骨器制作呈现出“省时省力”的特点，即精细加工使用部位而简单化处理非使用部位。该遗址未出现专门的制骨场所，生产链不完善，产业化和精细化程度较低，骨器制作可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落后于中原地区商周时期大型骨器作坊。

　　长期以来，中国考古学在实物和数据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考古资源”，因而建设全国文物考古数据库平台就成为当前深化考古学基础研究的迫切需求。鉴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动物考古实验室在动物考古学研究上的资源优势，国家文物局自2020年始将其确定为中国动物遗存标本数据库建设的第一个试点项目，旨在为全国动物考古学科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构建动物资源与人类社会研究的国际话语体系。目前，该数据库各项建设工作稳步推进，已搭建网络化数据库模板，并已完成大部分数据库标准规范的制定。

　　以多学科和科技手段为支撑

　　高通量测序技术引发古DNA研究的革命性变化。近十年来，高通量测序技术可以将提取物用于构建可测序或者杂交捕获的DNA文库，从而能够高效获得非常古老的全基因组数据，并发展出古基因组学这一新领域，引发古DNA研究的第三次革命性变化。该技术现已应用于国内考古领域，特别是有关动物驯化的多项研究成果引人注目。

　　张明等开展了一项关于中国古代家犬线粒体全基因组的研究，从浙江余姚市田螺山等8处考古遗址中获取26例中国古代家犬线粒体基因组。其中有18例属于A2单倍型，可能与现生的澳洲野犬以及太平洋岛屿殖民时代之前的家犬有直接关系，推测A2单倍型的家犬可能曾广泛分布于长江和黄河流域且占据主导地位，其后向南扩散到中国南方、东南亚、新几内亚、澳大利亚以及太平洋岛屿，向北扩散到东西伯利亚极地地区。

　　蛋白质考古学研究前景广阔。在《科学》（Science）杂志展望2020年十大科技头条中，蛋白质考古（Protein Archaeology）位列其中。由于蛋白质比DNA更加稳定，更加适用于无法提取DNA的古老化石研究，甚至是用于100万年前人类或动物的身份、遗传和行为的研究。此外，对于不具形态鉴定特征的骨骼样品（如碎骨、蛋壳等特定部位以及骨器等），蛋白质考古在无损、高效、低成本检测上具有明显优势。

　　饶慧云等测试了首例东亚更新世斑鬣狗化石的古蛋白序列，该研究通过对河北秦皇岛市灵仙洞、山羊寨遗址和黑龙江肇东市坤泥沟的洞穴鬣狗进行的古蛋白质分析，获取了多种内源性的蛋白质。通过系统发育分析，将东亚洞穴鬣狗分为两组，其中一组与非洲北部的现生斑鬣狗聚合，反映了距今103万年前东亚的洞穴鬣狗和非洲北部的现生斑鬣狗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全面发展。碳氮稳定同位素研究从食物来源角度揭示了人类与动物的复杂关系。陈相龙等通过对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1号巨型祭祀坑（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一期到四期，以二期为主）出土人类和动物遗存进行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发现该坑中出土的猪、狗、羊和其他单位同类动物在食物结构上并无明显差别，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猪的食物结构多样性，可能与其多元性来源有关；二是牛的氮值明显偏低，是否表明特殊饲养仍需更多探讨。

　　锶同位素研究大有可为。锶同位素比值已经广泛应用于不同地质条件下的示踪人类或动物迁徙行为的研究。王学烨等人建立了中国第一张适用于生物领域的锶同位素等值线图。该研究认为，受到中国各构造块体不同地质条件的驱动，中国的锶同位素比值分布范围大且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因此，锶同位素物源分析在中国古代迁移行为研究中大有可为。

　　以多学科融合为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中国动物考古学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就研究视野而言，一方面聚焦具体遗址和特定动物种属的研究，另一方面在时空框架上有了新的扩展和延伸。就研究方法而言，动物遗存的定性定量研究、古DNA研究、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蛋白质考古和CT扫描等多种方法应用于动物遗存本身。随着研究视野的日渐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日益精进，中国动物考古学研究的前景将无比广阔。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