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制度建设常被视为社会进步的直接表征，社会发展亦依赖于制度的有效塑造。制度史研究始终是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李飞的新著《市场、观念与国家：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1840—1934）》（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系统讨论了中国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作为国家治理制度之一的文物保护制度如何发生和确立的历程。全书通过对档案、报刊、文集、日记、手稿、年谱、会议记录等各类型资料的梳理与比勘，经由不同历史时段的渐次铺陈，清晰勾勒出近代中国文物保护观念与制度的发展脉络和时代特征。

　　我们对于近代文物保护制度的研究，惯于从制度自身演化的线性“发展”视角去讨论，偏重关注制度文本解读以及制度操作对象“物”的流动，但对于制度何以制定、实施以及背后“人”的视角往往关注不足。该书不仅关注作为“结果”的制度，同时更为关注其在历史情境中发生的“过程”。这样一种研究策略也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非静态的。只有在动态的历史过程中进行考察，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事物在不同情境下可能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才可能逐步展现出来。

　　制度背后是观念性的行为，而观念背后，又站立着不同的社会群体或个体。正是在人的历史活动和相互关系中，法规制度才显得鲜活起来。作者认为，“历史久远运作成熟的文物市场、内涵复杂面相多歧的文物收藏传统和文物观念、新兴的民族国家文物保护职能及强调来源可靠、埋藏信息充分的现代学科之间，在近代转型过程中发生了冲突与调适。各级政府、专家群体、民间收藏者、古董商人乃至外国势力等依托各自的知识观念，为不同目的进行博弈，从而促成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与运作”。全书看似是按时代平铺直叙，但细读之下，各章节的展开就像一幕幕精彩的戏剧转场，各角色“性格”鲜明，各种力量渐次“粉墨登场”。其中，笔者印象深刻的有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文物市场。该书将清末中国传统文物市场的国际接轨作为文物保护制度创设的逻辑起点。文物流失海外的历程与古物观念转型、文物保护意识的兴起是相互交织的两条历史线索。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制度正是在这两者之间的消长变化中萌生发展。作者抽丝剥茧般的论述也揭示了“市场力量”背后更为芜杂多样的历史语境和主体行为。当我们讨论早期文物保护史和博物馆史时，往往易陷入帝国主义侵略与劫掠的道德批判式的惯性思维，该书的相关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既往研究视角的补充。

　　第二种力量是学者知识分子群体。从晚清的金石学者、国粹派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大国学门、中央研究院，从考订经史与品骘赏鉴，到美术、工艺等观念，及至现代史料观与考古学情境观等，不同历史时段里不同的人物与智识观念各自赋予了古物新的价值与意义，并相互影响。这一研究清晰地标识出专家群体在国家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专家群体的知识体系与价值导向为公众及政府所接受，这也体现了一种行业话语的生成机制。

　　第三种力量是政府机构。作者揭示了从民国初期开始古物保存职能即存在内务部与教育部双重管理的情形，而这种双线治理体制一直延续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作者所引用的大量政府文牍之往来，看似枯燥烦琐，其实暗藏玄机。“国家”并不是在特定的空间边界内作为一个权力统一体而抽象存在，不同部门以及代理人之间同样存在权力、利益与价值的分化。如果不探究机构特性和制度背后的主体因素，那么对制度文本的研究就很容易变成一个纯然诗学的技术性讨论，并不具备政治学意义。

　　全书通过翔实的史料生动展示了以上述三种群体力量为代表的社会关系、智识与实践的互动，表现出各类关系与制度形塑之间的“张力”。这种细琐的史料梳理并不是碎片化的，而是步步为营，呈现出历史整体性的价值。

　　首先，这种整体性表现为注重相对长时段、累积性的知识史讨论。这或许是注重过程写作所必然带来的，在中国本土知识与域外理念交织的时代情境下，文物保护观念不可能凭空而生，而是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中国化”历程。

　　其次，这种整体性还表现为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基本趋势的总体观照。作者在结语中提出，围绕古物的观念衍变反映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由外交、经济再至文化、学术的衍变趋向”，让我们得以重新反思“冲击与回应”范式的实践逻辑。近代中国从政治到社会、生活到心态、思想到学术，各种因素和线索形成多层次的交织和缠绕，但历史表述的“多声部”中亦孕育着“和声”：古物对于国家的价值与意义日益呈现，以国家之力进行古物保存事业，逐渐成为学者和政府官员的共识，并落实到博物馆图书馆等社会公共机构和法律法规的载体上，体现出了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

　　最后，这种实体制度的形成过程，也可视为相关知识的结构化过程和社会运作机制的生成过程。从制度的梳理到机制的洞察，有助于把握具体制度建构背后社会情势变化的机理，更深入地理解我国文物保护制度发展的结构性脉络。这为认识近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知识与权力等演绎关系也提供了一个鲜明的注脚。

　　当我们将注意力转向文物保护制度的生成过程时，必然会涉及社会史、思想史的相关内容，这就需要更大范围的史料爬梳和处理史料的“火候”与“分寸”，因为在宏观性脉络与相对弥散的微观史实之间建构“桥梁”，难免会面临主观臆测的风险。在这方面，着力“在史料梳理过程中自然呈现史事脉络”，正是该书鲜明的写作特色。在细密考据的基础上，作者对相关史实的论断既极为谨慎，但又是果决的。书中大量的史料考订与史实辨析，修正了许多前人的单向度简化认知和“以今度古”的过度解读，比如《保护古迹推广办法》并非因敦煌文书流失而出台，《古物保存法》的制定也并非基于国家与地方的博弈。这种细节的考辨很有价值，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厘清史实，同时也关联着相关历史衍变的整体框架和认识论走向。

　　传统意义上的文物博物馆史的书写，相比新博物馆学运动与英美博物馆学影响下的实务研究而言，几乎成为被遗忘的“鸡肋”。其中缘由复杂，但文物博物馆史的研究范式与方法论亟待更新，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如果“史”的论述仅仅侧重于制度与机构的进化发展史，以今日之“常识”去锚定起点，那么“厚今薄古”的现状是必然的；但如果从认识论与社会机制的发生学观察，那么文物博物馆史的讨论就极具社会学意味和现实价值。“过程—事件”的叙事和“结构—制度”的叙事，并不是截然两分而是相互嵌套的关系。从该书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文物保护观念与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期纵向的发展脉络与特点，同时也可以从历史的横截面看到至今仍深有影响的主体关系与思维结构，比如市场、学科力量、行政体制的互动，本土传统与西方学科的叠加组合，文物博物馆公共性特征的多层与分化等。

　　从百余年的思想文化与社会机制的转型中，我们总能找到与当今时代相关议题的共通点。温故有益知新，在文博事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这种回望来时路的功夫着实需要多做一些。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