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形彩陶壶 作者/供图

　　小舟垂网话沧桑

　　1958年，陕西宝鸡北首岭出土一件船形彩陶壶（M98：3，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长24.8厘米，高15.6厘米，厚13厘米。壶身形似菱角，中部饱满，顶有杯形口，束颈。弧肩，置对称横环耳，两头呈尖突鋬状。椭圆形腹，向下渐收成小平底。两耳之间鼓腹处对称彩绘赭黑色排列有序的网格纹，两侧绘鱼鳍状三角纹。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时期（约前5000—前4000年）。

　　船形彩陶壶为盛水器，属于随身携带的水壶类物品。陶壶造型由仰韶文化常见的小口尖底瓶演化而来，壶的口部与同时期的瓶口完全相同，将纵向的瓶身横置并稍加变形，将瓶口移到壶身的中央，再将本来位于瓶身两侧的对称双耳移到壶身的两侧肩上。虽然只是部件之间组合方式的改变，但在形象上却令人耳目一新。

　　彩陶壶由小口尖底瓶“脱胎换骨”而来，不仅仅是实用功能上的创新，其造型和装饰还有更多的寓意。陶壶宽肩小底，两端如船舷上扬，尤其是壶腹装饰网纹，极似从河里收网捕鱼或者捕鱼结束将网搭在船边晾晒的情景，从造型设计到装饰纹样，都让人联想到渔船、渔网、捕鱼活动等水上生活场面，堪称一件造型别致的艺术品。

　　该器采用泥质夹砂红陶捏塑，整体似菱角形，或云似船形。船也好，菱角也罢，皆系水乡地区的物产。弧肩置对称横环耳，两头呈尖突鋬状，似两只相背凫于水面的水鸟，或似一头翘起的船头和另一头微微略向下的船尾。壶腹所绘对称的网格纹两侧的三角纹与壶身两头呈尖突形状近同，似立于渔舟两侧的捕鱼水鸟（如鸬鹚），或似鱼鳍状，网格纹用来表示渔网。因此，该器无论是立意还是造型，皆反映了水乡地区古代先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

　　北首岭遗址位于宝鸡市区北部、金陵河西岸，考古发掘出土有房屋遗址、手工作坊和墓葬等遗迹和大量史前遗物，年代距今约7000—6000年，是仰韶文化聚落遗址的典型代表之一。遗址发掘出土有鳖、多鳞铲颔鱼、中华圆田螺、海产榧螺和蚌壳等水生物遗骸，表明当时当地气候温润，生态环境良好。考古出土遗物实证北首岭仰韶先民的生产经济以农业为主，且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狩猎经济所占比重较大，渔猎经济较少。

　　无独有偶，北首岭墓地M52也出土了一件彩陶壶，腹肩处用黑彩绘有一幅水鸟啄鱼的图画。图案以简洁的粗线条勾画了一只体型不大的水鸟，叼住了一条鳞鳍齐备的大鱼尾巴，大鱼负痛回首挣扎，水鸟紧啄不放，形象生动逼真，气氛紧张，充满了生活气息。船形彩陶壶和水鸟啄鱼图一起，实证了仰韶时期宝鸡一带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考古证明，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逐渐掌握捕鱼技能。在新石器时代，人类捕鱼的能力已经显著增强，发明了鱼镖、鱼钩、网坠等捕鱼工具，有些地方还修造了存储鱼类的窖穴等。这一时期，大量陶器上均以网纹或鱼纹为饰，也从侧面说明捕鱼技术已有显著提高。水上渔猎作业活动离不开舟船等交通工具的协助，于是独木舟便应运而生。船形彩陶壶就是史前人类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发明出舟船来为生产和生活服务的重要历史见证。

　　远古时期的舟船均为木质材料，不易保存，完整的实物遗存比较罕见。长江下游地区的跨湖桥遗址发现有独木舟，是迄今最早的远古舟船遗存。河姆渡遗址也曾出土多支不同形式的木桨。除考古出土的舟船实物外，史前岩画中舟的形象和陶制舟形器等在我国南方、北方、内陆、沿海等不同地区都有发现，显示出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舟船的普遍性。考古发现与此相关的实物很多，船形彩陶壶便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一例。船形彩陶壶作为最经典的舟形器，以艺术的形式把捕鱼活动形象地反映出来，是仰韶时期人们制造舟船网具并掌握捕鱼技术的真实写照。

　　船形彩陶壶构思奇巧，工艺精美，器型与彩绘相互结合，堪称史前彩陶艺术的典范。船型的造型、黑彩绘制的渔网图案，生动反映了北首岭先民乘船打鱼的生活，与该遗址出土的捕鱼工具相呼应，共同勾勒出一幅“渔舟逐水爱山春，两岸桃花夹古津……平明闾巷扫花开，薄暮渔樵乘水入”（王维《桃源行》）的田园生活图卷，活化了仰韶时期先民的生活场景。

　　在宁静祥和的鱼米之乡，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岁月穿梭，时光流逝，北首岭先民们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历史，铸就了文明。陶工们则以精湛的技艺，巧妙地记录了这一珍贵的场景。渔舟虽小，却见证了历史，凝结着文明。

　　犬牛对峙碧草深

■鸠首犬吠牛铜杖首 作者/供图

　　青海湟源县大华中庄墓地曾出土一件鹫（鸠）首牛犬铜权杖饰件（现藏青海省博物馆），高11.3厘米，宽10厘米。鹫（鸠）的颈部呈管状，后有穿孔，用于安装木柄固定，鸠头平伸，环眼，长喙。鹫（鸠）首上站立两牛、一犬。小牛在母牛腹下吃奶，犬张口翘尾，面向大牛狂吠，大牛竖耳扬尾，一副受惊吓状。该器年代为卡约文化（约前900—前600年，西周至春秋时期）时期。

　　杖首上的究竟是犬还是狼，对该器造型寓意的解读和性质的判定皆至为关键。狼是哺乳纲、食肉目、犬科动物，体型中等、匀称，四肢修长。头腭尖形，颜面部长，鼻端突出。尾多毛，较发达。图案中的动物头腭粗短，尾粗短上翘，不似狼头腭尖锐，尾粗长下垂，因而基本可以判定是犬而非狼。若系狼，则整幅画面的画风就截然相反，其所反映的应为狼与牛对峙的场景。通常表示猛兽（虎、狼、狮）噬牛羊鹿驴等造型的器物，在内蒙古、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地区很常见，一般皆为猛兽和牛羊等动物搏斗撕咬的场景，与此不类。

　　1972年，云南江川李家山墓地M24曾出土一件牛虎铜俎，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反弓的牛背作案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前爪紧扣案缘、躬身、后腿蹬立于牛腿之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面。大牛腹下镂空，立一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与湟源出土的铜杖首造型相似。但铜俎中猛虎咬住牛尾，与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地区常见的猛兽噬牛羊的造型相同，而与湟源的铜杖首中牛犬互望对峙的场景有所不同，因而二者的寓意显然也不尽相同。

　　犬俗称狗，学名“家犬”，是一种常见的犬科哺乳动物，与狼是近亲。驯养时间在距今4万—1.5万年前后，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被称为“人类最忠实的朋友”。犬位居中国传统十二生肖之一，可见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之广泛深远。早在四五千年前马厂时期的彩陶上就绘有犬形图案。狗与马、牛、羊、猪、鸡并称“六畜”。在草原和游牧民族中，多用来帮助打猎、牧羊等。这件湟源的铜杖首上犬和牛的造型，即表达这样的内涵及寓意，因而此犬应系牧羊犬。

　　铜杖首上鸟的形象，也值得讨论。青海省博物馆等编著的《河湟藏珍·历史文物卷》认为其系鹫，故著录该器时将其称作“鹫首牛犬铜令牌饰件”；或云系鸠，称之为“鸠首犬吠牛铜杖首”。

　　鹫，一种猛禽，亦称“雕”，鹰科。体大雄壮，喙钩曲，爪较弱，头多秃。毛色深褐，黄头，赤目。如秃鹫、兀鹫等，皆为大型猛禽。秃鹫属鸟纲、隼形目、鹰科。在中国主要分布于西部的新疆、青海、甘肃、宁夏、四川、陕西，北部的内蒙古、辽宁、山西、河北、山东以及南部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云南、台湾等省区。

　　鸠，古为鸠鸽类，种类不一，如雉鸠、祝鸠、斑鸠等，亦有非鸠鸽类而以鸠名的，如鳲鸠（布谷）。今为鸠鸽科部分鸟类的通称，常指山斑鸠及珠颈斑鸠两种。《诗经·卫风·氓》：“于嗟鸠矣，无食桑葚。”毛传：“鸠，鹘鸠也。”《吕氏春秋·仲春纪》：“苍庚鸣，鹰化为鸠。”高诱注：“鸠，盖布谷鸟也。”鸠系植食动物，嘴较短，基部柔软，多树栖生活，擅飞行。鸠种属繁多，分布广泛，其中灰斑鸠分布于欧亚大陆温带地区，在中国境内多见。

　　该器鸟的造型较为简洁，鸟头平伸，环眼，长喙，与鹫钩喙的特征不太相符，就形象来看似系鸠，但鸠嘴较短，而此鸟喙尤长。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因该器造型设计的需要，因要在上面安置一只与牛对峙的犬，所以才有意将鸟喙延长。因此，鸟之长喙可以理解为系造型设计需要而有意夸张，该鸟实系短喙的鸠。湟源大华中庄墓地还出土了一件鸟铃形铜杖首，高11厘米。鸟头阔喙，圆眼，长颈。鸟背雕饰羽翅纹。鸟腹中空，雕镂椭圆形八孔，腹内置一石丸作铛。高圆銎形足，对穿方孔，用于安装木柄。此鸟长颈，钩喙，短尾，与鹫的形象倒有几分相似。

　　鸠首犬吠牛铜杖首构思精巧，造型别致，在鸟首这一很狭小局促的空间上，巧妙地排列着两头牛和一只犬。左侧的犬昂首翘尾，张口面向牛作狂吠状，大牛四足立于鸟首之上，将小牛护于身下，牛头正对着狗嘴，相互对峙，牛竖耳扬尾，一副针锋相对的样子；牛和犬的后足分别站于鸟首和喙的边缘，给人以“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危机感；但就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小牛却在母牛腹下安静地吃奶，给人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希望。通览全图，一幅浓郁的草原牧民风格的生活画面呼之欲出。

　　小小的杖首，由飞禽走兽四个动物组成，动静相宜，设计精巧，集中反映了草原地区古代牧民的生产和生活状况，活化了青铜时代草原牧民的生活场景，堪称青铜艺术的经典之作。一望无际的大草原，是人类和各种动物的共同家园，在这里，时刻都在上演着新鲜的故事。细心的能工巧匠及时捕捉到了这一精彩瞬间的生动画面，并以灵巧的双手将其忠实地记录下来，见证了历史，守护着文明。透过杖首，遥望历史的天空，犹如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时空胶囊，眼前闪现出“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大草原，耳畔回荡着从无边无际的草原深处飘来的悠扬牧歌。

　　多元一体耀古今

　　宝鸡北首岭遗址出土的船形彩陶壶和青海湟源出土的鸠首犬吠牛铜杖首，二者年代不同，地域有别，文化面貌相异，前者为史前仰韶文化时期西北地区农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的代表，后者则系青铜时代西北地区草原文明和游牧文化的代表。二者虽时空不同，文化面貌和特质也有差异，承载着不同时代两种截然不同形式和风格的文明，但各自见证了中华大地上的历史，交相辉映，并最终融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明。

　　宝鸡和湟源同在黄河中上游地区，彼此相隔并不太远，从考古出土资料来看，无论是史前时期还是青铜时代，两地在族群和文化上皆多有交流及影响。船形彩陶壶和鸠首犬吠牛铜杖首一先一后，集中展现了西北地区仰韶时代和青铜时代不同地域的文化面貌和精神内涵，揭示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多元一体的特质。

　　这两件器物立意不同，造型各异，但都体现了宁静祥和的田园生活场景与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表达了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实属独特而珍稀的文物精品，凝结着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划破亘古不变的长空，留下永恒的记忆，传承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

　　文物在方寸之间凝聚着悠久的中国历史，见证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今天的我们，透过祖先遗留下来的精美文物，遥望历史，回顾文明，融古铄今，把握历史和时代的脉搏，必将以更加稳固持久的自信走向未来。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考古学视野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研究”（22VLS0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