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约5000年前，伴随着全球性的气候突变，我国温暖湿润的气候与环境开始恶化，各地区考古学文化发生了持续衰落的现象。这一过程中，长江中下游区域首当其冲，良渚文化传统逐渐消失，随后山东及黄淮地区的文化南移，岭南、浙闽沿海地区文化北上，黄河中游地区亦受到一定影响。这一广泛的文化衰落和变迁现象持续至距今4500年前后，黄土高原、华北平原、山东半岛及两湖平原开始出现一系列新的大型城址。这一时期，不同区域内人群的竞争与冲突加剧，部分遗址发现了夯土及石筑城墙、环壕、马面、门塾等防御设施，“灰坑埋人”“人头坑”等特殊遗迹数量大增，石矛、骨镞等武器遗存亦大量发现。中国史前文化格局发生变化，中国北方进入龙山时代。

　　龙山时代的文化互动

　　位于黄河中游的关中盆地是龙山时代的文化核心区之一，是客省庄文化的主要分布范围。西安太平遗址是近年来新发现的客省庄文化时期高等级的中心性遗址，其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年代下限已经进入夏纪年，为我们了解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产生提供了重要物质资料。该遗址出土器物显示出太平遗址与其他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互动，如磨光黑陶杯、黑陶高柄豆可能与河南龙山文化有关，合瓦形陶铃与山西陶寺遗址风格相近，鬶、盉形器具有山东龙山文化的特色，红陶双大耳罐、卜骨可能源于甘青地区，部分玉器风格甚至与江汉地区相关。因此，以太平遗址为代表的客省庄文化，应是龙山时代一个地方性文化互动的中心，是四方文化交汇的辐辏之地。

　　这样频繁、普遍的文化互动现象同样发生在临近的其他地区。中原地区居于“天下之中”，面临来自关中盆地的客省庄文化、黄土高原的石峁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的包夹之势。一方面，长期以来大量周边地区文明因素涌入，促使中原地区在本地文化传统基础上，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正在逐渐形成。另一方面，在外部压力甚重、对外战争频繁的严峻形势之下，中原地区的社会结构进一步发生变革，贫富分化、社会分层加剧，权力逐渐集中，逐渐产生了军队与军事首领，致使禅让制瓦解与王权产生。由此，中原地区通过不断吸纳周边地区的先进技术工艺、礼仪规范甚至统治策略，获得核心竞争力，最终出现了一个强力的集权统治阶层，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域的王权国家——夏。

　　夏文化由早期的新砦期遗存和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构成，源头是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以来的文化传统，但熔合了其他地区的众多文化因素。例如，二里头文化中的陶质酒器和大型有刃玉礼器可能来自山东地区；印纹硬陶、原始瓷、鸭形鼎等器物具有长江下游地区文化特色；玉柄形器、鸟形器等特殊的玉器与长江中游地区有关；而陶器的花边口沿装饰风格、环首刀、青铜斧则可能来自西北地区，呈现出汇聚四方的“王朝气象”。这些证据表明，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是一个“共享着相似的文化精粹”的文化共同体，诞生于一个区域间文化互动与“熔合”不断增强的时代。那么，关中盆地作为这一时期文化中心区域之一，在这一过程中又扮演了何种角色呢？

　　陶器制作与审美风格的影响

　　二里头文化最常用的陶器为陶罐，其标志性特征之一是口部常见锯齿状或附加泥条装饰，俯视形似花边状。这种装饰风格还见于关中盆地夏文化时期的遗址中，以往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征服关中盆地的证据之一。可是，考古发现证实，这种装饰风格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罕见，但在客省庄文化中十分流行，且存在完整的演变发展序列。

　　陶器口沿花边装饰风格，依据其制作工艺和装饰的位置，可以分为陶器口沿处压印和口沿外侧附加泥条两类。前者在关中盆地距今8000多年的前仰韶时期和仰韶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如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零口遗址、西安姜寨遗址中的陶碗、罐、盆的口沿均有被压印成所谓锯齿状唇，应是这种花边装饰风格的祖型。而口沿外附加泥条的风格，较早的发现是在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陶盆上，但主要流行于客省庄文化时期。

　　因此，陶器口沿花边装饰风格首先见于在关中盆地的前仰韶文化时期，至客省庄文化时期较为流行，形式复杂多样，且延续时间更长，甚至商周时期还有一定数量的发现。二里头文化的陶器花边口沿装饰风格，应直接源于关中盆地的客省庄文化。

　　玉礼器与玉料的中转站

　　二里头文化的玉器种类丰富、数量众多，是中国玉礼制发展的关键一环。关中盆地在龙山文化时期之前，用玉习俗并不常见。前仰韶文化时期仅有零星小型玉饰品的发现，如玉珠、坠饰等。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少量玉质的斧锛凿，刃部锋利，应为生产工具，不具备礼仪性质。至客省庄文化时期，开始出现刃部较钝、无使用痕迹的斧，可能作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物，同时出现了琮、璧等玉礼器，应与祭祀礼仪相关，客省庄文化时期的太平遗址出土的玉礼器、玉璧芯、玉料等遗物构成了完整的玉器生产加工操作链，这表明该遗址应有玉器作坊的存在。

　　与关中临近的甘青地区，也有相似的用玉习俗变化过程，仰韶文化及其后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少见玉器。至与客省庄文化基本同时期的齐家文化时期，璧、琮等礼仪用玉大量出现，玉器种类丰富，表明齐家文化的用玉及观念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和体系。甘肃敦煌旱峡玉矿开采于齐家文化时期，是我国年代最早的透闪石玉采矿遗址，武威海藏寺遗址还发现了玉器作坊。这样的转变，都与良渚文化衰落后，其玉礼器在各地区广泛传播有关。根据学者研究，当时存在一条距今4000年左右的玉器和制玉技术的传播路线：自中原向关中、陇东，并逐步扩散至河西地区。伴随着玉礼器风靡各地，制玉技术西传促进了甘青地区的玉矿开发，使甘青玉料成为重要资源，流通各地。例如，晋南地区的清凉寺墓地出土大量玉器，早期使用本地的大理岩、蛇纹岩等玉料，晚期开始大量使用来自甘青地区的透闪石料。

　　关中盆地作为连接中原与甘青地区的重要通道，促进了用玉观念和制玉技术的向西传播，同时促进了甘青地区玉矿的开发和玉料东进，满足了中原地区对玉料的需求。

　　卜骨的技术积累

　　甘青地区与关中盆地是以动物肩胛骨用于占卜祭祀文化传统的滥觞之地。甘肃傅山武家门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卜骨，年代约为公元前3980—前3640年，当是卜骨的祖型。客省庄文化发现的卜骨应是源自甘青地区，目前已见报道的发现共50件左右，其特征与甘青地区相关发现相似度较高。一方面体现为骨料选择，绝大多数均为羊肩胛骨；另一方面全部卜骨未见边缘整治技术，也没有发现钻凿痕迹，相对比较原始，应是卜骨的早期形态。客省庄文化时期的康家遗址中的骨铲上发现了刮、磨等修整痕迹，可能已经产生了动物肩胛骨制品的预处理工艺，为卜骨的边缘整治完成了技术积累。

　　客省庄文化时期，占卜祭祀的传统逐渐向东传播，龙山时代的河南小潘沟遗址所见卜骨已经产生先钻再灼现象。至二里头文化时，卜骨的边缘整治技术和钻孔开始逐渐普及。但与早期甘青地区和关中盆地所见的卜骨相比，二里头遗址的卜骨绝大多数为牛骨和猪骨，这可能与生计方式有关。牛、猪骨相对于羊骨，厚度较大，不易直接灼出兆纹，钻孔可能即出于此考虑。

　　自甘青地区产生，至夏商周时期兴盛的占卜祭祀传统，客省庄文化在其中扮演了重要传播角色，为中国占卜祭祀礼仪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远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史前中国各地区间就已经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密切联系”，从而形成“共同的考古上的成分”。相似的宇宙观、天文历法、丧葬祭祀礼仪等知识广泛传播，如各地区大型墓葬中普遍随葬玉钺，这种从工具或武器演变而来的玉器为权力的象征；黄河下游至长江中下游平原大多流行随葬大口缸等器物，可能反映出相似的丧葬礼仪，形成了文化上“最初的中国”。

　　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晚期，是孕育夏王朝的重要时期。夏王朝的诞生，也要在这样的广域文化互动的背景下来解读。位居中原的二里头文化，普遍吸收各地区优秀、先进的文化因素，增强其文化竞争力，同时强势向外扩张其文化影响力，将晋南、关中东部等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成为具有“向心力和辐射性的强势文化”。

　　以关中盆地为核心区域的客省庄文化，贡献了自身独特的文化创造，以陶器口沿花边装饰风格影响了二里头先民的陶器制作与审美风格；同时促进了中原与西部地区的文化交流。是卜骨传统东进的关键节点，也是玉料和玉礼制的中转站，将中原文化的玉礼制传播至甘青地区，带动了当地的玉料资源开发。在这样的文化互动与熔合过程中，文化共识不断凝聚，中华文明的演进进入核心文化引领的新阶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实习员）